河南卫辉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薛屯村，村民们重视教育不比吃穿，他们口里经常提到北大、人大、南开、浙大这些名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该村每年都有三五名学生考上大学，如今，1500多农业人口中已出了200多大学生，一条街上竟有多名博士。（2月29日《大河报》）

　　在“寒门难出贵子”成为时代喟叹的背景下，“高考名村”的逆袭，无疑会成为公众注意力的焦点。与其它村庄相比，“高考名村”并没有什么比较优势；正是对“知识改变命运”笃定的文化信仰和矢志不移的价值追求，让教育拔亮了希望之灯，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向上社会流动和人生突破的渠道。

　　“读书无用论”也好，“知识无力感”也罢，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教育期望与实现能力的断裂甚至是脱节。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教育改变命运”的周期性变长、显示度下降，农村大学生难以立竿见影地改变命运；高等教育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而一些老百姓的“寒门骄子”情节并未及时重塑和更新，难免会导致二者之间出现不对称。

　　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当下，“辍学—打工—结婚生子—打工”成为许多农家子弟不可绕行的人生轨迹。这样的出路单一化和人生定型化，让农家子弟陷入了贫困的代际传承之中。在利益固化、阶层板结的当下，高等教育原本是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重要渠道甚至是唯一路径，为何有些人不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一方面，周边区域农村大学生的发展状况，如工作不好找、薪酬待遇差，都会直接影响老百姓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判断。 另一方面，许多农民外出务工，让孩子成为隔代寄养的留守儿童，导致他们产生学习兴趣下降、心理健康缺乏保障、亲子关系淡漠疏远等一系列“后遗症”。此外，教育资源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均衡，让农家子弟在应试教育竞争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这家里只要有一个上学的，这个家就有希望。”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哥哥孙少安这样对弟弟孙少平说。这句话，在“高考名村”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即使家庭经济并不宽裕，村民们都选择陪伴孩子成长；而早期农村大学生的成功案例，无疑提升了人们对“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心和勇气。这种亲子之间和代际之间的良性互动，让“高考名村”成为教育奇迹。

　　提升全社会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既需要“高考名村”的榜样激励，更离不开教育公平的伸展。只有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让乡村多一些好学校、好教师，农家子弟才会拥有更多“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