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大陆有超过30%的农村人口通过各种方式移居城市，如此高比例、高绝对数的城市人口与农村存在紧密关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在春节这个团聚的当口，与农村有关的话题，比如城乡差距、城乡婚配、民俗败坏、环境污染等等，极易成为热门话题。

    与城市生活相比，这些被同情或谴责的东西，的确让人不堪。但认为这种不堪是一种最新的破坏，从而隐隐怀念“从前”的美好，则大错特错。实际上，从前的农村生活，除了极少部分地区，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更加不堪入目。一些人不能才吃了几天饱饭，就诗意地“乡愁”起来，觉得还是“从前”好。

    中国大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除了制度这一根本因素，还存在地理、历史、文化等原因。今天，除了“环京津贫困带”这种极少个案之外，中国大陆的贫困地区绝大多数地理环境极差，这些地方要么离城很远，要么地处高山、峡谷或高原而致交通不便，加上气候干旱等因素，导致人员和物资进出非常困难，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与外部世界怎能相比？

    这些基本状况自古如此，并非最近以来才出现的，甚至在一些特殊年代，一般农村地区山上的树、田地上的草被彻底砍光、铲光，农民普遍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食不果腹甚至悲惨死去，这样的日子难道值得“乡愁”一番？

    从前有从前的难堪，今天有今天的问题，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从前并不值得予以太多的美化，否则将大大影响问题的解决路径。

    比如，不少“乡愁”文章都痛陈所谓“农村凋敝”，具体情形包括青壮年出走、房屋破败等等。要避免凋敝，是不是要把已经在城里安家落户的青壮年“请”回来？显然不是。且不说中国大陆的农村农业根本容纳不了这么多人的就业，而且遍地开花办企业，不仅不经济，也更难控制工业污染。同时，这既是农民个人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结果，也是为了使有限的公共资源比如道路、通讯、水和电集约化使用。一些环境恶劣的村庄凋敝、消失，避免不了。既然如此，从政策角度就应该设计如何减少贫困带的农村居民，如何更方便地使农民进城安居乐业。

    多篇文章都提到农村老人的自杀问题。这在过去无法想象，必须谴责。但说到底，这是传统大家庭解体，从而以“孝”为核心的供养体系瓦解的结果。要避免类似悲剧，需要在农村建立可靠管用的养老保障体系。站在道德角度一味指责子女不孝，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

    中国有长达数千年的农业开发历史，很多并不适合农业生产的地方也被开发为农田。工业化以来，借助国家财力，退耕还林还牧正好使被过度开发的土地得到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此后，一些险恶地区的村庄消失以及小块土地的抛荒使生态环境得到恢复。这些并不值得太过伤感，反而值得庆幸。难道需要让农民重新毁林开荒才感到满意？
 
    “乡愁”止于文学，宣泄一下情绪则可。要使正在衰败的村庄恢复元气，首先那些在外安家落户的人就应该回去；再则还要为这些村庄通路、通水、通电、通网。人人会算经济账，谁愿意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