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三五”期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对于垃圾这个“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该如何利用?城市化发展与环境经济有何种关系?垃圾分类回收怎样才能做到有效推行?为此,《城市化》杂志专访了我国环境经济、垃圾处理问题专家王维平。他表示,“垃圾始终伴随着人类,它见证了社会的兴衰发展,也给我们带来困扰、忧虑和启发。如今,它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人类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在他看来,垃圾问题是一个既原始又现实的问题。
《城市化》:作为环境经济方面的专家,您对我国的城市化是如何看待的?
王维平:我认为城市化发展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耗散系统,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运转过程之一就是城市的新陈代谢,简而言之就是城市需要物资、能源、人力投入,会有产出以及废物垃圾排放,这一系列过程就是城市的新陈代谢。城市正常代谢在基础设施中包括供给和排出两个方面,城市供给包括房屋、水等,排出的包括垃圾、污水、交通拥堵等;第二,人作为城市的核心存在,城市需要给人民民生和民权,民生包括社会保障、养老等,民权顾名思义就是给人民权力,让人民当家做主;第三,城市的产业经济发展应着重关心三个方面,即产业、就业和教育培训;第四,城市安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迎来了一个全面城市建设和全面城市发展的新时期,同时也对城市公共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城市安全是个大问题,不容忽视。
对于我国的城市等级,开始时是从便于国家的行政管理角度出发的,在解放初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发展为与社会经济挂钩,如大连现在为计划单列市,在行政和经济上享有副省级的待遇。但是,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我国城市以行政等级排队不利于城市的均衡发展,造成了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资源越丰富,而一些有特色的小城市因级别太低而得不到合理的资源配置,这应是今后改革的方向。
《城市化》:城市垃圾分类回收政策已经提出多年,在民众中普遍推行效果不显著,您认为如何才能有效提升公众对垃圾分类的意识?
王维平:如今,日本和德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垃圾分类做得很好的国家,但事实上,最早提出垃圾分类的是北京,这种说法是得到全世界公认的。1957年7月12日,《北京日报》头版头条曾发表《垃圾要分类收集》一文。那时的北京人,会把牙膏皮、橘子皮、碎玻璃、旧报纸等按照要求,分门别类送到国营的废品站卖钱。当时,还有外国人来中国学习如何垃圾分类。但那时的垃圾分类主要是节约意识,还没有上升到环保意识。当然,那时物质生活贫乏,没有更多值得回收的东西,甚至连烂菜都要捡出来喂鸡。
近年来,我国重新“捡起”垃圾分类,刚开始的确是“作秀”、“摆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垃圾分类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前端的垃圾分类要靠后端回收、利用和处理。比如说,日本建了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填埋场、餐厨垃圾处理厂,这就把垃圾分开了——可燃的送焚烧厂,不可燃的送填埋场,有机的去堆肥。而我国重启垃圾分类工程的时候,后端处理设施还没建立,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老百姓在前端仔细地做好垃圾分类之后,结果被胡乱堆在一辆车上拉走了。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分类后分别运输、分别加工利用和处理,这又涉及产业链的问题。环卫产业化是当下的必然趋势,但是环卫产业经济无人研究,就造成垃圾产业没有后驱力,加之垃圾运营的成本难题,这些产业链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建立起来的。
我国做垃圾分类的大背景是正处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外来人口涌进城镇,同时也把他们的生活习惯带进城。比如我居住的小区有很多来自外地的商贩,他们居住条件很差,或者人货混居,你还指望他们做垃圾分类吗?垃圾分类至少要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这在国际上都是逃不开的规律。其实垃圾分类发展到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分类不仅是要所有人把垃圾分开进行资源利用,更重要的是让全民参与环保,因为每个人都在制造垃圾,所以每个人通过垃圾分类可以提醒自己要节省资源,要对环境负责,这才是垃圾分类的最终目的。
在垃圾分类问题上,除了全民意识的提升需要时间,垃圾分类后端的系统建设也需要时间,此外,还需要法律法规的跟进,这就涉及政府的各个部门是否能配合一致。垃圾分类关系到一个庞大的系统,涉及的政府部门有十几个之多,比如宣传由宣传部管,废品回收由商务局管,垃圾由市政管委会管,后续的加工利用和循环经济由发改委和工信部管等。十几个政府部门来管这一件事,如果认识不一致,有的抓有的不抓,这件事情就干不成。
《城市化》:在解决城市垃圾污染的过程中,您认为有哪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王维平:经过数十年的实证研究,我认为在中国实用性较强的垃圾对策就是,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即从源头减少垃圾的产生量;资源化就是要变废为宝,垃圾回收;无害化就是要处理垃圾达到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首先,政府在处理垃圾产业链的建设中要发挥重要作用,要使得应对垃圾的对策开始由末端向源头、从被动向主动、从无害化向减量化和资源化过渡,把各方的利益照顾好,从政策层面指导、扶持;其次,行业内垃圾回收技术体系混乱,需要引导在行业内有明显经济作用的回收技术体系,以创新为导向,加快其他落后技术及产能淘汰的同时加强研究方面工作,发展循环经济,创建绿色GDP;最后,需要从环卫体制上改革,最迫切的点就是要切实做好环卫工人的保障工作。另外,都市“拾荒族”也不应当成为游离于政府视野之外、不被社会关注的群体,不能让这个产业无序地蔓延。
总之,全社会应当携起手来,让垃圾回收成为一个在政府引导和社会关注之下的兴利除弊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