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处于特殊时期，从国内看，主要是“三期叠加”，即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状态；从国际看，一方面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比较优势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优势让中国经济面临更残酷的竞争，另一方面是既有势力对国际政治格局的维系与新兴势力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试图重塑给中国经济的外围环境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自然不会飞跃”，面临大变局，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

　　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刘世锦等著名经济学家合著的《经济大变局，中国怎么办？》一书，就是想尝试分析“大变局”、把脉中国经济、预测“十三五”大趋势的任务。本书汇集了数十位学者的28篇专题论文，从看懂经济大趋势、前瞻改革重点、认识资本市场的危与机、把握新市场的历史机遇、跟紧国家战略布局、拥抱互联网+、放眼全球机会等七个方面讨论中国经济。客观地说，如果之前没读过这些文字，对分析判断中国经济走势还是大有裨益的；但这些文字并非协同研究的结果，而仅仅是整理汇编归类而已，体系化不强，让人意味难尽，略有遗憾。

　　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债务显现，房市低迷，股市震荡，出口遇阻，汇率上升……中国经济的问题，已然基本显现。短期而言，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避免系统性风险。对此，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吴敬琏的分析，非常有价值。避免系统性危机，有两种不同的方略，一种是从需求侧进行分析，另一种是从供给侧进行分析。需求侧，消费、投资、进出口“三驾马车”，都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短期能落实的实际上只有增加投资；供给侧，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去库存，而是要从劳动、资本和效率提高，这三个生产函数中最主要的因素去把握。但是，无论是增加投资，还是供给侧改革，如果继续按照传统思维，就将依然面临投资回报率递减和杠杆率不断提高的老问题，有增加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所以，都不应该是人为创造市场，而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去激活与创造需求。

　　于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战略就比较好理解了。对内，主要是想办法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对外，一方面是适应、优化现有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另一方面是“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帮助沿线国家调整经济结构，从而打造互利共赢的经济共同体。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营商环境的建设，企业家才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首要动力，因为无论是技术进步角度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还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走出去”，最终都必须依靠企业家。现在最大的问题，恰恰是企业家们对未来缺乏信心，没有投资积极性。

　　如何调动企业家的信心呢？最根本的因素还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体来讲，一个方面是妥善处理各级政府的债务、停止回报过低和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和重组以释放风险、停止刚性兑付、盘活由于粗放发展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等等，同时在货币政策上把去杠杆和提供必要的流动性结合起来，在财政政策上通过实施普惠性的减税来提高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从而优化营商环境。另一个方面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从而让企业家放心将资金投到实体经济里去。

　　《经济大变局，中国怎么办？》封面上有一句诱人的广告语：“助您读懂未来五年经济趋势，从而顺势而为，站在改革风口，获得改革红利，实现财富增值”。对这一点的解读，最直接的可能要数韩洋的文章“中国哪九类人的命运将发生明显改变”。其中，股民需要适应注册制、转板机制以及以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等的变化；银行储户则需要考虑存款保险制度的正式“起航”；打车族因为互联网的“鲶鱼”可能享受更便捷、舒心的服务；农民工最高兴的不是“放开落户”，而是子女就学问题可望真正得到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则可能让农民摆脱收益有限的长期苦恼；“合理的工资结构”还可以值得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继续期待；“大病医保”、“取消药品加成”、“个人卫生支出占比降至30%以下”对病患家庭无疑是利好；农村学生先享受“照顾边远落后农村地区考生”，“平等的竞争机会”应该要接着来；最后，尽管依然“创业艰难百战多”，但好歹创业者的春天来了。

　　当然，经济学家依然对中国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有看得见的四大红利：教育发展带来的人力资本红利正在积蓄和释放之中、伴随自贸区和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国际化的平台正在深化或者扩大开放的红利、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红利也是看得见的，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红利。吴敬琏先生甚至说，改革是成败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改革的设计，而在于改革的推进，毕竟，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十六届三中全会再提、十八届三中全会不得不再提；盘点一下，“九五”计划有进步，“十五”计划有倒退，“十一五”规划已经做过全面的分析，2016年就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我们期望能在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

　　“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领域，城镇主导社会翩然而至，区域融合渐成潮流，人口数量红利开始消失，绿色低碳发展日益强化，公平诉求超过效率诉求，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让位于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经济大变局，中国怎么办？》全书实则是从三个方面解读了我们常说的“新常态”，认识新常态主要是认识我们正处于的“经济大变局”，适应新常态主要是“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引领新常态主要是沿着“中国怎么办”坚定地往前走。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机会只会光顾那些有准备的人，我们该做的，就是做好随之而变的准备并率先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