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秦佑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原院长、教授）
记录人：谭少容
地　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出生后，我当了9年的城市儿童

　　1943年12月29日（腊月初三），我出生在上海，小时候住在新乐路亨利坊（现44号弄）。为什么我会有一段在上海生活的经历呢？因为我的哥哥姐姐留守在农村，染上急性传染病白喉，双双病死了。我父母的悲痛和悔恨可想而知！所以当我出生时，他们就把我留在了身边。

　　我是1949年春上小学（春季班），在陕西南路的一个弄堂里，是一个“打工子弟”学校，一间房，屋里很暗，一个教师，教十几、二十个孩子。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陕西南路、新乐路路口的阜春小学公开招生，我父亲给我报了名，我们弄堂有6个小孩报名。要考试，有看图写字，我记得有个图是一座拱桥，我把“桥”字写出来了。发榜那天，我四叔一早去看，回来大声说：“毛头（我小名）考上了。”

　　我们弄堂6个小孩就我一个考上了。阜春小学早先是一个富家子弟的学校，“都是汽车接送”（我父亲说）。

　　解放初期，经常有台湾的国民党飞机来上海轰炸。有一天，同学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老师立即停止了讲课，让同学们不要慌乱，听从指挥。这期间，夜间也经常有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当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往天空上望，能看到探照灯的光束在天空中跟着飞机来回晃动，看到高射炮向天空炮击的火光。后来，我美术课画的一张画是高射炮打飞机，炮口喷出的火，除了红色，我还画了蓝光，这是晚上实际看到的，得到了美工老师的表扬。

　　1950年我的弟弟出世，加上我爸妈、妹妹，总共5个人，家里仅有的一张床实在睡不下了，尽管这样还是凑活过了2年。到1952年，我三年级没读完，就被送回苏北农村老家。

　　10岁，我成了“留守儿童”

　　记得我虚岁10岁是在农村过的。回到乡下，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自然也成了“留守儿童”。

　　因为我哥哥姐姐的夭折，祖父母对我十分地爱护，以致村里有一家人为他们的独子请和尚道士做法事祈福时，我祖母还出点钱去“随份子”，让和尚道士顺便也给我“”。但我还是得了疟疾（打摆子），几天高烧不退，祖父母吓坏了，三叔说上县里医院吧。二姑父用独轮车把我推到江都县人民医院，开了奎宁药片回来吃，那药好苦。病是好了，但落下了耳鸣，周围安静时，听到耳中蝉鸣似的尖声，伴随了我一生。

　　我回到老家，先在村里私塾读，小学四年级到邻村王家桥小学。校舍原来是一地主的家院，土改没收，成了小学。一个大房间，一个教师，四个年级二、三十个学生在一起，复式教学。初小毕业，随我当小学教师的三叔到邗江县杭集镇小学读五年级。三婶生了孩子，我只能回老家，在离村三里地的曹王小学上六年级。我先后上了5个小学，1955年小学毕业。

　　1954年夏长江发大水，秋粮减产。第二年春天，青黄不接，政府发救济粮：米糠榨完油后的糠粕。我已在曹王（寺）小学读六年级。一天，镇上邮局把一个包裹送到学校，交给我。打开一看，是一包大饼，我父母亲从上海寄来的。寄到村里，怕我收不到。

　　1955年春，小学六年级时我加入少先队。7月小学毕业后，我考取了县城的“江都师范附设初中班”，读了一年，被统一转到新办的“大桥中学”。

　　1958年初中毕业，我被保送到“江苏省扬州中学”读高中。从初中到高中，我一直都住校。
　　
　　1961年我高中毕业填志愿，语文老师吴和先生（同学背后叫他吴老头，苏南人，吴方言口音很重，他很喜欢我）动员我考文科，但我没有答应。我是想，文史我喜欢，成绩也不错，但不能作为我终身从事的工作，只能是业余爱好。最后是班主任张世观先生把我第一志愿从北大无线电系改为清华建筑系，定了我终身的专业领域。

　　考上清华，我从苏北农村到北京

　　高考后回家等通知。那天，我正在自留地里拔草，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过来，问道：“谁是秦佑国，有你的信。”我一看，是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拿给我父亲看，他只是淡淡地说，什么时候动身。我考上清华，村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村里人只知道，我在外面上学。

　　离家那天，父亲和我一早起来，到砖桥公路边招手站拦长途客车，十点钟时遇到了一辆有空位的过路车，把行李卷扔到车顶上，我自己一个人上了车。车到镇江对岸的长江边停了，我搭轮渡过江，到镇江火车站托运了行李，再搭乘去南京的火车。在南京下车，我又乘轮渡去浦口，在车站过了夜。第二天再坐上慢车，夜里三点到济南，德国人造的济南火车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第三天中午12点，我上了一辆“学生列车”，是专门为在北京上大学的上海、江苏学生放暑假增开的慢车。我上车后，找到一节车厢，都是清华学生。凌晨2点，列车到了北京站。

　　车站外有清华的车在接新生，我跟着大家上了车，感觉开了好久，车子开进了一座被昏黄的路灯照亮的校门。夜色朦胧，车在行道树的灯影下穿行，两旁是低矮的平房（当时的新林院和照澜院），周围的景象让我讶异：“这就是清华大学？”车停稳，下了车，进入了一个高大的建筑，是大礼堂，坐在座位上，等候天亮，看着头顶上的穹顶和墙上“人文日新”的匾额，终于有了一种大学的感觉。

　　那个时代，上大学不交学费，也没有住宿费，只有伙食费（每月十二块五）是要交的，家境困难的可以申请助学金，全额助学金是每月十五块五，交了伙食费还有三块钱零用。我入学后，因为母亲在上海工厂当工人，每月可以寄一点钱给我，所以我没有拿全额助学金。大一下学期，1962年5月的一天下午，校长办公室让我去一趟，我很讶异：校长办公室找我干什么？原来上海我母亲工厂来函，说要动员我母亲“下放”回乡下农村，让清华通知我，学校决定把我的助学金提高到全额。于是，我失去了家庭经济来源，此后的大学期间，家里没有给过我一分钱，就靠每月十五块五的助学金，（1964年毛泽东“春节讲话”后，伙食费提高到十五块五，全额助学金也提高到十八块五。）一个月助学金，交了伙食费，只剩三块钱，读建筑学，除了书本费，还要买纸、笔、颜料，要花的钱很多。

　　大三时，我想买一本英汉字典（我高中学的英语，大学外语还是英语，我们班学英语的不到三分之一），没有钱，就晚饭不吃菜，舀一碗大桶里不收费的菜汤，啃窝头（当时粮食定量中白面只占30%）。这样可以省下一毛钱。这事让（赵）大壮发现了，他找到几个同学，凑了钱，买了一本《英华大字典》（5.20元），在1964年春节送给我。他在扉页上写下：“秦佑国同学：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建七一全体同学 64. 春节”。这本字典现在还在我书橱里。

　　那时大学里对家境贫困的同学没有什么看不起，家境好的同学也不炫耀，整个风气是强调“艰苦朴素”。我自己也没有自卑感，尽管“穷”，但不“土”，聪明、知识面广，人又瘦，得了个“教授”的外号。

　　大学的前几年我们经历了“困难时期”，随后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九评），“阶级斗争为纲”，个人“斗私批修”。1965年10月，在“大学生要参加四清”的指示下，我到延庆县下板泉村当四清工作队员，直到1966年6月“文革”开始，回到清华。

　　1968年9月，我们在推迟一年后毕业离校，在清华共7年时间。我们班都被分配到基层：县建筑公司、工厂基建处，还有同学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也有同学下农村插队。我和我们班另外4人到上海崇明岛部队农场。

　　大学毕业后，我在山沟呆了八年

　　1970年5月我离开农场，被分配到湖北阳新县邮电部的三线工厂——536厂。我到厂里时，还是荒山一片，住在芦席棚里。“先生产，后生活”，我们测量地形，规划总图、道路，平整场地（台地），先建厂房，后建宿舍。因为厂里的干部是邮电部调来的，招的工人中还有干部子弟（进三线厂可以不上山下乡），我们设计人员也是厂里的人，所以，虽在表面上要应对湖北省三线工程指挥部的“干打垒精神”，但还是给邮电部打报告，要求考虑大家的生活。例如，供水到每家厨房，而不是集中使用的水龙头；每层楼设水冲公用厕所，而不是旱厕；底层做水泥地面，顶层瓦屋顶下做吊顶等。后来住宅也装了纱窗。

　　我做总图规划，道路与场地设计，建筑设计，也做结构设计（多层厂房，单层厂房20吨行车，18m钢屋架）。电镀车间通风系统（画到钣金展开图），冬天画图要戴口罩，否则呼气会弄湿硫酸纸；夏天，手臂上汗流，只好悬臂画图。还要测量放线，算土方，验基槽，盯现场，带领民工施工，经历了建筑的全过程。

　　民工施工队第一次做平屋顶防水贴油毡，第一次做水磨石地面，第一次做水刷石墙面……都出问题，都是我去解决，虽然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但我现场观察能分析出问题的原因。厂里的汽车吊司机不愿意来工地吊楼板，因为司机在厂区出车没有补贴，我就让他把车开到工地，你走人，我来吊。三个操纵器，推杆操纵吊杆斜度，转盘操纵吊杆旋转，开关操纵吊钩升降。一台混凝土搅拌机用了六年，搅拌桶外的齿轮条磨损了，要更换。我在厚图纸上画足尺的图样（内径是120°圆弧，外侧查机械手册，画渐开线轮齿），画好后，剪下来，拿到木工车间，告诉厚度，做成一个木模齿条，送到铸工车间浇注3个，拿回来，装上搅拌机，转起来了。
我就这样在山沟里干了8年，文革也结束了。

　　35岁，我重回清华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给了我重新回到清华的机会。

　　我还记得，1977年初冬，我到北京出差，顺便回清华，来到建筑物理教研组，问车世光先生招不招研究生。他说：“招啊！你来考啊！”

　　回到厂里，我到厂图书室去找书开始备考。当时，我白天要应对厂里的工作，主要是在建的单元住宅楼和金属材料仓库，晚上就自学普通物理，还要把丢了十来年的英语和高等数学捡起来，而且要“往前进”，英语要从1960年代中国式泛政治化的英语转向学术性英语；高等数学也需从建筑学专业的教学内容“前进”到一般理工科专业的教学要求。时间很紧，第二年5月就要考试，只有半年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要学那么多东西，只能强记硬背。我在通读了普通物理教材和理解了基本原理后，把教材上从力学、运动学、热力学到电学、电磁学的好几十个公式背了下来。

　　1978年5月中，我到工厂所在的湖北阳新县的县城去考试。我们厂离县城30多公里，头天傍晚进城，在一个小旅社住下。五月中的湖北，天气已很热，躺在旅馆的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心里倒也不怎么紧张，就是睡不着，直到天已蒙蒙亮才迷糊了一会儿，这还是我生平第一回这样。

　　考完回厂，就是等待考试结果。一个多月后，接到了招生办公室寄来的考试成绩通知函。拆开一看，专业课是85分，外语80分，政治60多分，数学59分。通知让我来清华参加复试，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

　　几天后，来到清华，见到车世光先生。没想到他说：“你数学考得不错啊！”原来全清华考这门数学的考生的平均分不到50分，我考了59分。第二天上午闭卷考试，考建筑物理。我考了84分，应该可以录取了。临走时，车先生把我叫到办公桌前忽然问我：“你来北京读研究生，你爱人的户口在湖北，怎么办？”坐在对面的詹庆旋老师说：“你招研究生，管人家爱人户口干吗？”车先生说：“怎么能不管呢？我招他来当研究生，将来就是要留下他，如果他爱人户口在湖北，调不进北京，两地分居，最终他还不是要走掉。”我一下愣住了，只好说：“我们厂是邮电部的厂，不属于湖北县里头，将来也许可以想办法把她调进北京。”

　　我回到厂里，终于等到了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1978年10月，我撇下老婆孩子在湖北山里，回清华读研究生去了，那年我35岁。

　　1980年春节过后，我爱人被调进北京邮局设计室工作，我们拿到三个进京户口指标（还有两个儿子）很是幸运。1981年4月，我研究生毕业留在清华大学。

　　回忆往昔，许多事都历历在目，甚至连细节都记得起来；而我35岁回清华后的日子总感觉过得很快，“找不到坐标点”，没有太多“记忆”，只是一些“记录”，没有太多“生活”，只有太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