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日前，城市化委员会开发（园）区专委会专家顾问、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牛凤瑞发表演讲，探讨环境保护与城市化的辩证关系。

　　协调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演讲中，牛凤瑞表示，地球生物圈内各种物种之间是相互依存，又各自依赖其适宜的外部环境，这其中任何一种物种的过度繁衍都将波及其他相关物种，打破既有的生态平衡。人类是生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存发展要以适宜的生态环境为条件，但是任何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要消耗一定的物质资源，并对生态环境产生相应的干扰和破坏。在一定的基础水平条件下，人类的群体越大，生活的水平越高，消耗的量越大，消耗的物质资源也越多，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和破坏也就越大。所以，协调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但是，这一主题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最大限度的提高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可再生资源的永续利用；关键在于核心技术的进步，以及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特别是我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而科学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中坚力量就在于企业。这是一个逻辑关系。

　　牛凤瑞指出，要在几十年内实现14亿人口的现代化，必须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前提，这不仅将对世界资源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也将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牛凤瑞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论快还是慢，都强烈影响世界的格局。环境保护是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选择正确的环境保护战略，关系到我们环境保护战略的成败。我们现在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牛凤瑞认为，这是一个路径的选择问题。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严峻的环境问题，这里既有自然的原因，发展阶段的原因，也有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原因；既有国内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自然原因是一个遵循的问题，靠人力不可能改变。

　　牛凤瑞认为，全球化使生态环境问题成为重要的国际博弈课题，当前人类对生态环境科学的问题认识还有诸多的未知。生态理论、标准、主导权、话语权仍然掌控在发达国家之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矛盾和利益诉求是不同的，要求我国必须从基本的国情出发，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与世界潮流之间寻求共同点；要求我国必须从我们的实际出发，而不是跟在发达国家屁股后头。牛凤瑞说，我们喜欢将中外进行比较，我们跟谁比呢？跟发达国家比，从来不跟非洲国家比，不跟发展中国家比，比要跟先进的比，这没有什么问题，要发挥我们的后发展优势，要学习先进经验，要少走弯路，这都是必要的，但是生搬硬套就不对了。比如北京是建设国际性的大都市，要跟国外比，有六个可比性：第一、规模的可比性。第二、行政辖区范围的可比性，有些城市辖区非常大，你就没有可比性。第三、功能产业结构的可比性，还有地理地貌、自然环境的可比性。所以，我们要选择适合国情的环境保护目标和质量标准，并且实施相应的政策和策略。

　　实现城市化利大于弊

　　牛凤瑞表示，我们仍处于一个城市化的加速时期，但是对城市化的谴责时时的充斥我们周围。城市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一点好像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做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始终存在分歧。城市的本质就是人口和产业大规模的高度聚集，是以空间换时间，城市具有聚集效应因而具有更高的要素配置效应，如果它要素配置的效率不高，我们要城市干嘛？城市化进程的基本表现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实现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比重，城市成为社会的主体。所以，说中国已经进入城市社会，就是这个意思。

　　在牛凤瑞看来，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但是城市化的动力并非仅仅来源于工业化。政治、军事、服务业等需求的发展，同样可以催生城市的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集中型的工业化是工业化的基本规律，依托于城市化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良性互动的工业化具有更低的社会成本。牛凤瑞指出，我们过去搞乡镇企业，现在总体都不搞了，为什么？根本原因是那种分散的工业化它不符合工业化的规律，成本太高，没有竞争力。

　　牛凤瑞认为，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但是人口聚集的城市才能够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规模化的市场需求。牛凤瑞质疑道，我们服务业比重为什么上不去，城市化为什么上不去？没有服务业的规模化需求，何来的服务业的比重？所以，依托于城市化的服务业才会有大的发展，这里面不是谁是谁非，是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城市人口高度的聚集，使城市分工成为可能，社会深度分工和大规模的协作又是技术进步的前提，社会分工才能够有技术进步，专业化的生产，城市因而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有更多的社会财富和就业岗位。所以，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城市是主体。

　　牛凤瑞指出，城市不仅仅是人居中心、产业中心、知识创新中心、财富中心，而且是我们和谐社会的创建的主体。这样去认识，我们才能够开拓思路。城市人口和产业的大规模的高度聚集，必然造成资源、能源大规模的集中消耗和三废的大规模的集中排放。大规模的集中排放，超过自然净化能力，必然造成污染。这是一个逻辑关系。但是三废大规模的集聚排放，又为资源的循环利用，和污染的规模化治理提供了有利的前提。牛凤瑞认为，依托于城市的污染治理工作，更有效、更可持续，道理就在于此。

　　同样，城市人口和产业的大规模的高度聚集，为我们交通、教育、文化等各种公共设施的建设提供了一个规模化的需求。牛凤瑞认为，北京拥挤，这种拥挤恰恰是我们完善公共服务交通体系的一个前提条件。这样我们建设交通体系才有更高的效率，这是一个辩证关系。

　　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应怎样处理？

　　牛凤瑞表示，保护环境是我们改善民生，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推进城市化也是我们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两者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皆吾之所需，同时又存在着对等。所以，必须摒弃非此即彼的机械的思维定势，以对立统一的观点进行一种辩证的思考。牛凤瑞将自己的观点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环境保护要进行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评定。牛凤瑞说，我们任何建设项目都有一个环评，环评就是要把环境成本和项目的收益进行比较。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统筹中进行谋划。我们强调环境的重要性，增加决策的权重，但不是一票否决。它是五位一体的统筹、谋划。城市环境保护是重心，但是城市环境的质量不是向农村看齐，也绝不可能达到农村的环境质量。我们有一个文艺的说法，叫“乡愁”。实际上，农村的空气质量、环境质量可以是标准，可以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城市环境达到这个标准可能性是不大的，而是要在城市效率与环境质量保护成本之间做出权衡，把城市环境质量控制在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而且这种权衡要因地因时因市因县制宜，既要从基本的国情社情出发，又要与时俱进，不同时代会出台不同的标准；

　　第二、农村工业化，农业城市化，小城镇发展战略，依然是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它将支付更高的分散城市化的成本，重点发展中小城镇和小城镇，源于过度的夸大大城市病，好像在中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这个政策一直没有脱离政策的视野。牛凤瑞说，30多年了，与国内外大城市率先发展的这种客观进程是相悖的，中国也好，国外也好，近半个世纪以来，大城市的率先发展，大城市的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持续提高，这是一个基本趋势。尽管我们对大城市病有很多的批评，但是批评容易，出路何在？我们要着手解决。大中小城市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功能互补，不能够相互替代。大中小城市各有各自的分工、基本功能、优缺点。所以，大城市有大城市病，中小城市有中小城市病，农村有农村病。反过来亦然，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处、优点，中小城市有中小城市的优点，农村有农村的优点。但是，我们现在喊的口号上，把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作为理想目标，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城市化发展战略，几乎没有现实意义；

　　第三、城市规模越大，资源配置效率越高。牛凤瑞指出，在城市的扩张边际效益存在的情况下，城市人口的增长是不可逆的。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已经超过两千多万，现在成了我们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事实。但是，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增长空间，还有一千五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的人口增长空间，我们的政策是把五百万人口作为增长限制的边界了。依据何在？牛凤瑞说，有些依据缺乏一定的论证，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才能称为大城市，一百万以下都是中小城市；即使五百万以上人口的有条件的特大城市成长为千万人口的城市，跟上海和北京还差一个量级。牛凤瑞指出，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形成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其必然性；

　　第四、人多地少国情决定了我国必然实施集中型心城市化战略。牛凤瑞认为，所谓集住型的城市化应该有较高的城市化率，至少80%以上。所以80%以上，就是中国未来的农村人口还有3亿，约等于美国现在的总人口。

　　牛凤瑞说，环境保护和城市化的关系错综复杂，13亿人口的现代化征途漫漫，我们应怀着对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敬畏之心进行系统化的辩证思考，做出统筹安排，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我们不仅要强调遵循自然规律，还要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怀着敬畏之心来选择我们未来的城市化和环境保护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