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4日电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发农业部党组书记、部长韩长赋的答记者问，谈坚定不移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韩长赋指出，中国农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付出很大代价：一方面，农业资源长期透支、过度开发，复种指数高、四海无闲田，资源利用的弦绷得越来越紧；另一方面，农业面源污染加重，农业生态系统退化，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越来越接近极限。

　　答问全文如下：

　　我国已经到了加快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阶段

　　记者：韩部长您好。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后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大家都很关心。您怎么看待当前农业生产面临的发展阶段？

　　韩长赋：新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农业建设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最好的历史时期，现在已经到了加快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阶段。之所以这样讲，主要基于两点。

　　农业连年增产增收、农业生产力水平迈上新台阶，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打破了持续多年的“两丰一平一歉”周期循环，2014年粮食总产达到12142亿斤，连续两年稳定在12000亿斤以上，其他重要农产品也是丰产丰收、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与此同时，农业基础设施、科技装备、抗灾能力和农民素质都有较大进步，2014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6%，主要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1%，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比达到52%。我国农业发展已从过去主要依靠增加资源要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农业生产方式已由千百年来以人力畜力为主转为以机械作业为主，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成就。现在，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加快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战略空间和重要机遇。

　　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矛盾积累聚集，倒逼农业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我国人多地少水缺，人均耕地面积和淡水资源分别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1/4，中国用世界10%的耕地和6%左右的淡水资源，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当然，中国农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一方面，农业资源长期透支、过度开发，复种指数高、四海无闲田，资源利用的弦绷得越来越紧；另一方面，农业面源污染加重，农业生态系统退化，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越来越接近极限。农业发展面临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两个紧箍咒”，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记者：在您看来，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韩长赋：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定不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李克强总理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推动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最近，经国务院同意，农业部、国家发改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目标是要实现“三个可持续”。

　　国家粮食安全可持续。这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现代农业建设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中国的事就稳得住。实现粮食安全可持续，就要稳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粮食产能巩固在1.2万亿斤水平，生产不大起大落，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尤其是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大米白面主要靠自己，13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可持续、保障粮食供给可持续。

　　农民增收可持续。这是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农村全面小康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在农业，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当前，“种地养牲口”仍是农民就业增收的一个基本渠道，现在的问题是农业效益不高、种地不挣钱。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加快建立农民持续增收长效机制，确保到2020年农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十三五”期间增幅继续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居民收入增幅，让广大农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

　　资源环境可持续。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也是当前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要使绷得过紧的资源压力得到缓解，要使被污染的农业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根本出路要靠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要通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保育型农业，坚持“利用”与“保护治理”并重，促进资源利用高效，产地环境良好，生态系统稳定，给子孙后代留下良田沃土、绿水青山。

　　当前耕地保护突出的问题是数量减少、质量下降

　　记者：耕地保护一直是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影响和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可否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韩长赋：当前，我国耕地保护突出的问题是数量减少、质量下降。从数量上看。1996—2011年全国耕地净减少1.25亿亩，大都是城市周边的近地、好地。实行占补平衡后，耕地绝对数量下降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但占近地补远地、占好地补劣地、占水地补旱地的问题比较突出，补充耕地与被占耕地的质量一般差2—3个等级。第二次全国土地普查耕地面积为20.3亿亩。看似多出2亿亩，其实是调查方法手段的不同和过去隐匿计税面积的释放，这些地一直都在耕种，并不是凭空多出来的。而且据国土部门评估，其中还有1.5亿亩是不太稳定的耕地或劣质地，将来还要逐步退出来。因此，我们绝不能动摇耕地红线。从质量上看。去年底，农业部发布了全国耕地质量等级公报，质量较好的耕地占总面积的27.3%。目前全国中低产田约占2/3，大量还是靠天吃饭。耕地退化问题也比较突出，东北地区黑土退化趋势值得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耕地要像保护文物那样来做，甚至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来做。因为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保耕地数量，关键是要抓紧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在耕地占补平衡中做到补充数量和质量“两个到位”。提升耕地质量，要软件和硬件两手抓。硬件上，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国家规划建设8亿亩；软件上，推动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

　　记者：近些年来，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应该怎么看待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韩长赋：农业面源污染有三大“贡献者”。

　　一是化肥。主要问题是使用量偏大、利用率偏低。2013年我国化肥使用总量为5912万吨，占世界总量的35%。为什么我国只占世界10%的耕地，却使用了世界35%的化肥？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我国人多地少，土壤肥力低，要保证吃饭，只能搞精耕细作，多用化肥，提高单产。二是我国土地复种指数高，同等耕地面积下，播种面积大，化肥用量就大。三是化肥不仅用在农业生产上，还广泛用于工业、林业、城市园林等。2014年经济园艺作物用肥2500多万吨，粮食作物用肥2000多万吨，城市园林绿化、林业和工业等用肥1300多万吨。当然，我国施肥方式落后，撒施、表施等方式比较普遍，当季化肥利用率只有33%。

　　对于化肥问题，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一方面，不能滥施化肥、低效施肥，但也不能完全不用化肥。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化肥是粮食的粮食。如果真把化肥使用量大幅降下来，其他方面措施上不去的话，粮食产量会大幅减少。实际上，农业发达国家也在大量使用化肥。因此，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化肥还得用，但要科学施用。另一方面，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化肥用得多、用得粗放。要把过量的化肥减下来，关键是推广科学施肥，提高用肥的精准性和利用率，鼓励农民使用绿肥、农家肥来培肥地力。近年来，通过大力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化肥用量年增速由2009年的3.1%下降到2013年的1.2%；同时利用率也在提高，2012年氮、磷、钾肥利用率分别比2005年提高了5个、12个和10个百分点。

　　二是农药。主要问题也是用量偏大、使用不规范，利用率偏低。近年来，我国农药使用量稳定在32万吨(有效成分)左右，占世界总用量的1/7。农药过量和不规范使用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也造成了一定的环境污染，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

　　农药使用总量高，与我国土地复种指数高，且大量种植用药多的蔬菜、林果以及设施农业总量大有关。近年来我国先后禁用了甲胺磷等33种高毒农药，但受杀虫效果不佳、农民生产习惯等因素影响，低毒生物农药推广难，农药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问题仍然大量存在。解决这些问题，要严控高毒农药、科学使用农药，推进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

　　三是农业废弃物。主要问题是畜禽粪便、秸秆、农膜处理率低，成为污染物。畜禽粪便：近年来，我国畜禽养殖总量不断上升，全国每年产生30亿吨畜禽粪便，有效处理率不到50%。秸秆：全国秸秆可收集利用量为8亿多吨，综合利用率仅为3/4。没被利用的秸秆，大多就地焚烧，给环境带来污染。农膜：我国水土资源不匹配，很多地方特别是西北地区常年干旱少雨，需要用地膜保墒节水，再加上设施农业发展快，我国农膜使用总量高达200多万吨，但回收率不足2/3。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就是要实现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的资源化利用。比如，畜禽粪便可用于发展沼气、生产有机肥等，农作物秸秆可粉碎还田或者用作饲料、燃料等，农膜则要建立农膜回收利用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落实中央部署，农业部今年制定了《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努力实现“一控两减三基本”：“一控”，就是控制农业用水总量；“两减”，就是把化肥、农药的施用总量逐步减下来；“三基本”，就是实现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基本资源化利用。当然，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不仅是农业自身的问题，更是公共问题、社会问题，需要制定配套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比如，测土配方施肥，开方虽然不要钱，但抓药有成本，仅靠农民自身难以消化这个成本。世界上用来出口的粮食，没有多少是用农家肥种出的，否则成本太高，难以进入国际市场。所以，需要社会共同分担成本，国家应继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社会公众也应适当分担。

　　有一种说法，认为农业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最大污染源”。这么说是不够准确的。其一，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不等于实际“污染量”。以化肥为例，我国农田化肥中35%的氮在当季被作物吸收，剩余大部分被农田沟渠、缓冲带、湿地或下级农田陆续消纳利用，最终只有约7%进入水体，真正造成环境污染的量很有限。其二，农业面源污染很多是可逆的。工业污染基本是不可逆的，只能靠稀释、填埋，农业面源污染大部分可以通过农艺措施来吸收和消化，比如种芦苇可以净化富营养化水源。所以，对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下大决心解决，但也不能脱离实情、过度渲染。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记者：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进一步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韩长赋：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根本出路在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三个转变”，即由数量增长为主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上来，由主要依靠物质要素投入转到依靠技术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由主要依靠拼资源拼消耗转到可持续发展上来，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做到五个“更加注重”。

　　一是更加注重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当前，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有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341万户，合作社129万个，龙头企业超过12万家。这些新型经营主体给传统农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生力军、重要载体和引领力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将是建设现代农业的理想格局。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政策体系，支持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解决规模种粮主体贷款难问题。此外，还有一些政策也将陆续推出。

　　二是更加注重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粮经饲统筹、农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融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草则草、宜牧则牧、宜渔则渔，提高农业生产与资源环境匹配度。这就需要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适应性农业，而不是对抗性农业。我国传统农耕文明创造的梯田系统、稻田养鱼、间作轮作、庭院经济等成功范例，应传承和发扬。新时期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总的考虑是：在区域布局优化上，把全国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适度发展区和保护发展区，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在种植结构调整上，积极开展粮改饲试点，重点推进玉米种植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加快发展农产品储藏、保鲜、加工、流通、营销等，发展生态休闲农业，促进一二三产融合互动，同时把大力发展牛羊等草食畜牧业作为重点。

　　三是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推进标准化绿色化生产，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升、总体向好，目前主要农产品监测合格率均保持在96%以上，与2001年相比提高30多个百分点。但也要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领域问题隐患仍较突出。我们不能有丝毫松懈，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虽然不能做到零发生，但一定要零容忍，即使有1%的问题，也要付出100%的努力。为此，我们要坚持“产出来”与“管出来”两手抓、两手硬，一方面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品牌化生产，实现生产源头可控制，另一方面推进专项整治、社会共治，建立监管体系和可追溯体系，实现“从田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

　　四是更加注重农业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关键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发挥科技的乘数效应。重点做好四件事：一要做大做强民族种业，扶持培育一大批育繁推一体化的种子企业；二要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8%以上；三要大力推进农业信息化，积极发展农业电商、“互联网+”等新型业态，促进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四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如果有1亿左右的新型职业农民，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将发生根本改变。

　　五是更加注重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支持国内保供给、保生态，又保护国内产业发展和农民利益。加入WTO以来，我国农业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要在全球化背景下谋划我国农业发展战略。我国是农产品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在“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的前提下，适度进口一些国内紧缺、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是必要的。我们不反对进口，关键是搞好进出口调控，兼顾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同时，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鼓励农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