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一个挂满“死人院滚出小区”、“反对在居住中心建养老院”、“反对侵权”等横幅的小区引发关注。为了阻止小区旁边建养老院，上海市杨浦区延吉街道心仪雅苑小区的业主们除了拉横幅，还写联名信，向有关部门举报这个养老院项目的不规范之处。事实上，在这些反对者中有不少是老年人。一位老年居民表示，自己无法承受每天看到将死的失能老人。还有居民担心，养老院会造成房价下跌。（8月11日《澎湃新闻网》）

　　反对在小区建养老院，这种情况在之前已多次发生。比如2014年，位于杭州市中心的朝晖九区欲建老人“临终关怀中心”，结果遭居民抵制被迫取消。业主们反对的理由，跟上海市杨浦区延吉街道的大同小异，一是考虑到在小区建养老院有些晦气，二是会影响房价的上涨。结果让原本是民生工程的养老院，最后陷入无疾而终的地步。

　　“只要建在别人家就不反对”群体心态，属典型的“邻避效应”。在利己主义的支配下，这种情况几乎难以避免。但问题是，公共决策若只考虑到目的正当性，而不顾及公众的感受，并尊重其应有的权利，那么就必然会遭受到抵制。因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心中就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为什么不建在彼此而是此处？造成的损失与影响又靠什么补偿？这种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也是一种上下沟通与交流的过程，并最终消除分歧形成共识。

　　事实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权利意识的提升，邻避效应只会越来越严重。这其间有一个利益的博弈和风险分担的问题，化解之道就是要保障过程的透明公开，利益分配的公平与平等。比如建设大型垃圾处理场，必然会对周边环境形成影响，除了带来身体上的可能性危害之外，还有对房价等带来的影响，在公共决策和项目论证过程中，都应当考虑在内，并按照风险分担的原则，由其他利益主体共同进行补偿。再以建设养老院为例，心理层面的障碍、社会风俗造成的房价影响等，这些因素都必须考虑在内，未雨绸缪开展大量的民意听取和意见交换工作，才能避免贸然实施过程中，因为抵制而带来更大的成本风险。

　　破解邻避效应没有其他特殊途径，决策透明化和民主化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这就要求决策者必须摆脱“权力主导”的思维，回归于“权利至上”的维度，重视和尊重权利的诉求，在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要持以基本的权利敬畏，至少在程序安排的过程中，不能无视民意的存在并粗暴践踏，相反应俯身向下先倾听民意，并与之进行真诚的交流与沟通，就相关细节进行磋商，方可消解误会与分歧，并最终形成利益一致。

　　从已有的事件来看，当重大项目被集体抵制之后，过程透明与决策民主等程序正义，才真正得到了重视也成为最终的解决之道。比如2014年，广州市为打消公众的疑虑，给建垃圾焚烧厂造势，从6月10日起至7月4日，组织公务员、志愿者、学生、记者等超过1.1万人，分14批参观广州市的垃圾处理场。这样的做法就体现了最基本权利尊重，对消解公众心中的疑惑与担忧，获得民意的放行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假若其他公共项目的实施，包括养老院的建设，都能坚持这样的态度与做法，在条件成熟时才给予实施，又何来的集体抵制，又何以无法摆脱“邻避效应”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