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不由想起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

　　20年前夏初，我尚蜗居京城筒子楼，初为人父，虽无力接老人来京颐养天年，但彼时觉得生活已经是曙光在前头了。不料忽然接到家中来电，不到65岁的父亲突发心脑血管病辞世，闻讯顿觉天塌地倾。

　　虽然，父亲离世时身份实实在在是农民，但我觉得父亲的灵魂深处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农民，他的眼界似乎也远远超越了耗尽他一生的那片乡野。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父亲绝对是乡亲们眼中不可思议的奇葩，因为他砸锅卖铁也坚持让我们四兄弟全部念完高中。那个时候在乡下，像我们这样身份的农民实在看不到读书有什么出路。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几年间，在家乡几个学习片区内只有我们家有两兄弟考上了大学，乡亲们才叹服父亲的远见。

　　父亲年轻时外表酷似电影《奇袭》的主角张勇手，记得小时候乡村常放映这部电影，主角出场时小伙伴都会笑着跟我家兄弟打趣说“你爸出来了，你爸出来了”。但父亲年轻时患过风湿性关节炎，没治好落下病根，左腿肌肉萎缩，干不了重农活。

　　虽然只有高小毕业，但父亲能写一手好毛笔字，不仅会看机械、工程图纸，也能画简单的施工图纸，所以他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就不断被乡镇外派参加各种运动式工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亲成为县上锰矿厂的正式职工，并且还是个技术工，据他说当时身份是国家干部。所以那个时候，父亲买了一辆老红棉自行车，是当时方圆百十里内绝无仅有的奇观。

　　到了1962年，为响应毛主席号召，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第一线，父亲和矿上大多数工人、干部一样回乡支援农业生产。1969年矿上复工，父亲和其他人又都回到矿上上班，但干部身份没人提了，而且还说农村也需要他们，他们就是亦工亦农。亦工亦农的待遇就是工资一般交给自己户口所在的生产队。父亲作为技术工月工资36元，每月交给生产队18元，挣满员工分，自己还有18元生活费。从1971年开始，父亲每个月至少要拿出12元做学费供两个孩子念中学，家境困窘至极。

　　据说“亦工亦农”的人多是因为出身不好，不能转为正式职工或干部。我们家当时划定的成分是下中农，在那个年代还算说得过去。但奶奶家出身富农，外婆家是地主，父亲是不是受此影响不得而知。当时矿上和父亲有同样遭遇的有110多人，而全矿员工不过300人出头。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起，这百余号人就不断为改变自己的命运抗争，不断到自治区政府上访，要求转正。1975年他们甚至一起集资，派3位代表到北京上访。父亲因为能说会道，被推为“闯荡”北京的带头大哥。他们规规矩矩搭乘列车到北京，受人指点把申诉材料递交给全国总工会之后，也就老老实实回去上班，事情不了了之。

　　但即使这样的待遇也没有维持下去。1979年中国对越南实施自卫反击战，地处边境的家乡成为前线。战争结束后，为表彰有功民兵，县政府决定把所有亦工亦农的员工全部遣散回农村，让支援前线有功的民兵取而代之。伴随着欢庆民兵从前线归来的鞭炮声，父亲他们再次集资赴北京上访，但再次不了了之。

　　从此我们家兄弟上学的学费成了天大的难题。那年五月我在县城上高中，已经变成农民的父亲到学校来看我，临走我问这个月的生活费怎么办，他脸上僵了一下，说过一段再说，然后缓慢地转过身，迈上我家那辆老得没人愿意买的老红棉自行车艰难蹬走，远远地，声音传来，“实在不行你到你姑父那儿借几天伙。”

　　我木立良久，心乱如麻……

　　我上大学那些年，据老家人说，不善庄稼活计的父亲为了给我攒生活费，几乎爬遍方圆几十里的悬崖峭壁，为的是搜捕每只能卖出几元钱的蛤蚧……

　　一直到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边境各种工程逐渐增多，父亲才又如鱼得水，领着乡里的一帮年轻人外出承包小工程，成为乡里的能人。

　　1992年我回乡探亲，当时家境已经改观，父亲心情甚好，我便借机好奇地问父亲说，当年上访真的相信上级领导会解决问题？父亲平静回答“半信半疑”，“但不管怎么说，我去了两次北京！”他带着狡猾的笑意跟了一句。要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我们那个偏僻地方，全县包括县委书记、县长一生也没有到北京的机会。

　　外人可能觉得父亲兼具农民的狡黠与小城镇居民的市侩；而我更愿意认为这是他老人家多年走南闯北修成的世情练达。

　　而他向往都市的“隐秘”竟是如此的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