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市规划局7月初发布了《广州城市副中心（增城）核心区挂绿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提升”版，在新版本中，原计划投资近25亿的大剧院、大球场项目，以及号称“全球最高”的千尺喷泉在新规划图上消失了。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增城官场的变动。记得是前年7月份吧，在增城开一个文化论坛，当时的增城主要领导人“特地”放下工作全程参与，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心话题就是这个挂绿新城。因为会场恰好就在挂绿湖的边上，所以他一边讲一边还现场描述。讲的人激情澎湃，听的人也都心驰神往。没想到才短短两年，却让人有沧桑巨变之感，不仅人的命运已经天上地下，现在连规划也都“优化提升”了。

　　这起码折射出两个问题：城市规划的权威性在哪里？城市规划的合理性又如何保证？

　　首先讲讲规划的合理性。以挂绿新城为例，宏伟的确宏伟，但却不切实际：广州大剧院尚且要烧钱维持，更何况偏远的增城大剧院？而增城橄榄球更被证明似乎是个奇葩之举，短暂的热闹之后现在不知怎么样了。至于“全球最高”的千尺喷泉，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只怕即便没有领导人的变动，也会在最近全省的形象工程整治中下马。这些中看不中用的“规划”，除了主政领导的政绩冲动，不会有其他，也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规划的合理性究竟来自于哪里？当然不是来自于领导，也不来自专家学者，而是来自最广泛的民意——公共政策的最高合理性其实都是民意互相博弈、协商、妥协，最终达成一致的结果，除此不复有其他。在这方面我们真的要学会一些现代理性，摈弃过去那种“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人治理念了。科学上的合理性可以来自于个别人的实验探索，但政策的合理性一定是建立于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的，这点我们必须要明确。类似那种高山造湖的“神规划”，是断断乎没有多少合理性可言的。

　　因为不合理，所以不权威，这两者其实是一体两面。合理性来自于广泛的民意基础，以及体现这种民意基础的一整套制度化程序，并因此而获得其应有的法律权威和地位。但我们这里基本都是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说了算，一些决策咨询机构也难保其独立性，而必要的合法化程序甚至根本就付之阙如。缺乏民意基础，其合理性就断难保证；没有民意机构的合法性审议、表决，其权威性也就不存在。规划既不合理，也不权威，我们怎么能期待城市的持续、稳定、科学发展呢？

　　挂绿新城规划的“优化提升”可谓亡羊补牢之举，但愿这次收获的不仅仅是一个更新更合理的城市规划，还有相关的制度反思和制度创新，以免再次出现这样那样的反复折腾——这其中的成本是需要我们每个社会成员来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