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200多年历史的双孔石拱桥——洋溪桥，被广东长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非法拆毁，舆论哗然……

　　2014年4月，“成龙欲捐四栋安徽古建筑给新加坡高校”，消息一出，争议四起……

　　2014年1月11日凌晨，位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香格里拉县的独克宗古城发生大火，“月光城”云南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损失惨重，古城多个民居、客栈、店铺被毁，震惊全国……

　　2013年11月28日凌晨4时许，有亚洲第一之称的重庆黔江濯水古镇风雨廊桥发生火灾。这座经历了无数风雨洗礼的廊桥被烧毁，令人扼腕……

　　古村落具有独特的建筑风貌 、重要的历史价值、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特有的古韵氛围，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晶”。然而，古村落乃至古建筑频频遭难的背后，凸显的是快速城市化（城镇化）浪潮的冲击和保护的困境。

　　历时5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近77万处，但“在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中，保存状况较差的占17.77%，保存状况差的占8.43%”，其中“约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已消失。”普查结果暴露出了目前我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忧心忡忡：“现在的情况极其危急！一些古建筑年久失修，当地村民没有力量修缮，一点办法都没有。但《土地管理法》规定要造新房子必须把旧房子拆掉，并没有考虑到在文物建筑上应网开一面。不少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就这样被拆毁殆尽了。”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教授看来，这些乡土建筑具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它们中的许多元素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但是在如今的农村，无论大江南北，越来越多的村镇住宅都是被贴上清一色马赛克墙面的两层或三层小楼替代，许多地方的建筑失去了原有的乡土气息。

　　享有“古镇保护之父”美誉的上海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坦言：因急功近利，古城保护呈现出“破旧立新”立出的千城一面；“拆旧建新”，建成一批批不三不四的“四不像”。且不说清一色粉墙黛瓦、飞翘檐角、拱形的石桥“假古董”，更有无序规划、胡乱发展，一些地方行政大楼、法院弄成啼笑皆非的“白宫”，把古城保护搞成 “洋建筑”的垃圾场。

　　安徽省文物局副局长杨立新介绍，城市建设是主要原因之一，有的地方美化市容，拓宽古街，擅自改变建筑格局，历史信息丢失，文物价值不复存在。

　　“一些幸免于战火的古文物建筑，最终却被人以建设开发的名义损毁。”复旦大学学者储馨曾表示，若不积极应对，长期下去，随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古香古色的牌坊、宫门、城墙就会消失殆尽。

　　著名文物保护专家、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认为，经费和执法仍是困扰古建筑保护的两大难题。近年来，加上中央的投入，各省市每年都有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的文保投入，其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在李修松看来，“文物保护的经费投入仍远远赶不上需求的增长。相对于数量众多的文物，这些经费仍然只是杯水车薪。”

　　记者调查发现，各类“法人违法破坏文物”、“毁古求利”的案件近年频频上演，已成为导致不可移动文物过快灭失的主要因素之一。例如江苏省13座宋元粮仓遗址毁于高档楼盘开发、鸦片战争战场定海古城夷为平地等，无不显示文物执法在众多的执法中处于“弱势”的尴尬地位。

　　对于成龙欲捐古建筑给新加坡这一事件，事实上是给内地古建筑保护重重提了个醒。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杨福泉评论说，当我们在痛心疾首地谴责外捐国家文物或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之时，更应该深思我们怎样来珍惜和呵护还在不断消失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物专家普遍认为，文物不可再生，因此即使一些不可移动文物得到了修复或重建，但文物遭受破坏后，损失不可估量，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

　　“应将事后处理前移为实时监督”，李修松表示，应当加强文物和公安、城建规划等部门的联动机制建设，将文物执法由“事后处理”前移为“实时监督和事前预防”。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文物保护法》中明确财政列支文保经费的比例，明确规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资金补助的额度或数量，为保护资金来源的长期稳定提供法律保证。

　　中国知名古建筑专家、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程极悦说，当我们的文物保护真正有了违法必究的问责制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的时候，我们的民间古建筑才不会因为缺乏保护意识、措施而不断消逝在岁月的风风雨雨中，才可能让手头有像成龙先生那样珍贵文物或民俗文化器物的人士，能够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有足够的信任，进而愿意将他们的收藏留在国内或捐赠给相关文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