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不能想跳就跳了。近日，西安市法制办发布了《西安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对跳广场舞的时间给出界定：晚10时至次日7时，居住区不得进行广场舞等产生噪声的活动。如果严重扰民，可能面临处罚。（6月26日《华商报》）
　　
　　近两年，因广场舞扰民引发的各种极端矛盾冲突，接二连三，屡见报端。鸣枪、打人、放藏獒、泼粪、比吵、抢音响，各种剧目轮番上演，斗争双方大有“不分胜负决不收兵”的气势。同时，与广场舞密切相连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妈”，也被舆论“黑”了无数次，在某些报道中，她们被描绘成“只顾自己快活、不顾别人死活的自私自利、没文化、没素质、粗俗、彪悍”的“泼妇”形象，身上哪还有点儿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
　　
　　可是，广场舞扰民，责任全在“大妈”们吗？她们只不过是在繁重的工作和家务之余，找到了一份既不用花钱，又简单易学、愉悦身心的锻炼方式。其实，广场舞没有“原罪”，“大妈”们也很无辜，“扰民”绝不是她们的本意，“冲突”更不是她们的初衷。如果能找到合适的跳舞地点，她们绝不会冒着被泼粪或驱赶的危险，在居民小区附近“死皮赖脸”地跳个没完。公共活动空间的缺失和逼仄，使“大妈”们无端承受了多少罪名。
　　
　　更一方面，被广场舞困扰的居民们的愤怒，大家也或多或少地经历过。小孩要休息，学生要学习，病人要休养，老人要清净，上班族回到家想好好地看一会儿电视、睡一个好觉。可这一切，都被“大妈”们高亢强劲的广场舞音乐给搅了。心烦意乱、劝说无力，甚至报警无效之余，各种极端手段就成了他们宣泄愤怒、表达不满的唯一方式。
　　
　　居民们要休息，“大妈”们要健身，各不相让，难以调和，西安市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条例》试图用制度的形式，对跳舞的时间、地点、甚至音量做一个限制，以求双方相安无事。可是治“舞”如治水，光靠堵是行不通的，也是堵不住的。广场舞在全国各地的迅速发展壮大，已经充分证明了它蓬勃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现实需求。那么，除了堵截、罚款，相关部门还能做什么呢？
　　
　　其实，要切实破解广场舞困境，政府要做的，还有很多。比如在城市规划和旧城改造时，预留出相对宽裕的公共活动空间；适当开放有条件的机关、学校活动场所，减少小区舞会；引导舞者和群众互相理解、互相包容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社会公共场所和硬件设施相对匮乏的当下，如何让广场舞健康有序地发展，既是对国民文明素质的检验，更是对城市管理者水平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