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票、群租……城市管理中的“老大难”问题，往往关系到公共资源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一刀切”的整治方式往往容易激发矛盾。实践证明，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除了建立起各项现代制度与科学决策机制，还要以城市理性推动城市进步，让管理行为与城市精神、价值取向相向而行，才能达到潜移默化的治理效果。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上海轨道交通的逃票人数下降50%。这跟上海提高逃票处罚力度和率先实施诚信记录系统密切相关。过去，处理逃票者的手段不多，除了教育，只能象征性地罚一点款，根本管不过来。

　　有一种建议，是把逃票者的照片张贴出来“示众”以儆效尤，有些地方已经这么做了，据说效果还不错。不过，经过公开和广泛的讨论后，上海没采取这种办法，而是采用了上述方案。引入一个第三方加入治理结构，突破了“警察抓小偷”式的直接对立关系，从刚性的行政处罚过渡到柔性的机制约束。市民开始自发关注诚信档案的问题，在议论中树立起了正确的观念。这种方式，没有直接处罚他们，不冒犯逃票者的个人尊严，用看不见的行为机制约束了“私德”失范，顺应城市价值取向，容易取得市民支持与理解。

　　与逃票相似，群租问题也一直是社会治理难点。上海8年前就讨论过，通过地方立法来管好群租。然而，当时市民各有看法，重视程度不一致。大多数市民抱有“只要不发生在我住的楼道里就无所谓”的态度，房东和房客只想维护自身利益，物业部门也有不想管、不愿管、不敢管的心态。因此，用了各种行政管理手段，但效果总是不如人意。直到群租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引发邻里矛盾和安全事故后，市民才逐渐认识到，群租已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可能跟每个人都相关。在这个民意基础上，上海适时推出《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严格认定了群租标准和相关各方的安全责任，再针对群租多发地区进行查处和整顿，使群租市场迅速降温。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各方，找到最大共同利益所在，才能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城市理性，倡导开明睿智，表面上看降低了效率，但这是形成共识和追求最大公约数必须付出的成本。身处利益诉求多元化时代，依靠单方面权威推进社会管理，效果在减弱，隐患也很多。要协调好各方利益，顺应人们的合法权益和真实需求，更加注重以价值规范和精神引导来推动城市理性的进步。

　　（摘编自5月28日《解放日报》，原题为《城市理性推动城市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