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经历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但城市化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进程，期间出现各种症状也是必然的。在看到这些客观原因的同时，有业内人士从我国特有的体制性成因予以分析时指出偏重于经济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成为加重“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与国外相比，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误区加重了“城市病”，折射出我国城市化畸形发展。

　　反思1 “城市病”的背后是对政绩考核的GDP崇拜
　　“城市病”是世界工业化中的通病，只是中国发展迅速，把这个过程缩短了，比较集中地凸显出来。正如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分析我国“大城市病”产生的基本原因时所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人口突然在十年、二十年间有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扩张，产生了交通拥堵、城市环境压力大等问题，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城市的基础设施正在建设，还没有结束，这也是成长中的城市所避免不了的；我国属于制造业大国，传统制造业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污染。
在正视我国“城市病”产生的客观原因的同时，有专家指出我国的“城市病”除了拥有与其他国家“城市病”相同的成因之外，还具有许多我国特有的体制性成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家彬在接受采访时从干部选拔机制和政绩考核体系角度对我国“城市病”的原因予以了分析：偏重于经济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明显的影响，成为加重“城市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政绩考核的普及，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政府官员乃至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重要导向作用，政绩考核体系本身的不够科学合理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林家彬认为，一是导致城市功能的过度集中。诸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航运中心、交通枢纽等等，原本已经高度集中的特大城市，城市政府为了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仍然大力鼓励产业功能的集聚，积极吸引大型项目的落户，拒绝产业功能的向外转移，结果导致城市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不堪重负。二是导致重“面子”轻“里子”，重形象工程轻民生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是显绩，容易被关注和纳入评价考核，往往得到优先发展；而城市排水系统等“里子”工程、扶危济困、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是潜绩，不容易被关注和评价考核，发展往往滞后。这就导致大城市光鲜华丽的地标性建筑与滞后的地下基础设施形成巨大的反差，近年来一些城市一遇暴雨就造成内涝和交通瘫痪就是突出的实例。三是导致城市政府“亲商”有余而亲民不足，公共利益往往让位于商业利益。为了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一些城市政府提出了“爱商、重商、亲商、安商、护商”等口号和政策。在城市房地产开发领域，开发商拿到地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政府公关以便修改规划、提高容积率，而且经常如愿以偿。其结果是城市规划的权威性被轻易破坏，超出规划强度的商业地产开发导致周边的基础设施容量不足，成为引发“城市病”的重要原因。
　　有网友评论说，只要GDP崇拜存在，只要“我这一任要超过前一任”的政绩冲动存在，“城市病”就只能越来越重。

　　反思2 “城市病”直击我国城市管理“软肋”
　　现代城市是一个融合环境资源、经济、社会、文化等系统在内的复杂体。中国以往的城市管理模式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对城市管理的理解比较狭窄。有专家指出，我国“城市病”的根源，除了经济发展模式严重违背规律外，还在于粗放型的城市管理。“摊大饼”式的粗放扩张忽视科学规划，对长期性、功能性考虑不足，防灾能力脆弱。
　　以北京为例，早在2005年，北京就制定人口控制规划，并且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按照这个规划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是1800万人，中心城区850万人，但实际情况大大超出了这个控制目标。据北京两会透露，2012年北京常住人口达2069万人，中心城区人口达1300万人，分别比2020年的目标超出了270万人和450万人。可见，外来人口激增使城市压力达到不堪重负的程度，就是典型的粗放型管理造成的结果。
　　建设部原副部长、两院院士周干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极其坦率地说，中国的城市规划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一切依据“苏联标准”，演变到80年代的“专家与领导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但现在日益令人担心，“过去城市规划很纯粹，领导与专家结合得很好，但现在行政干预越来越多……”
　　林家彬对此持相同观点，他说：“规划不仅不能成为限制权力的滥用、保障城市沿着科学理性轨道发展的制度工具，相反却成为可以被权力所随意利用的工具，许多追求政绩、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圈地卖地、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举措都假规划之手而堂皇问世，并由此成为助长‘城市病’产生和恶化的重要原因。”
　　城市管理蓝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城市管理的法治化保障较为薄弱，突出体现为城市管理立法相对滞后、部门立法的综合性协调性不足、立法可操作性不强。另外，城市管理的执法方式有待改进，市民的守法意识也有待加强。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秘书长蔡义鸿说，我国“城市病”愈演愈烈与“运动式”城市管理不无关系，“平时有法不依，问题严重才集中整治。”另外，城市政府内部部门分工交叉重复，在城市管理过程中遇到突发事件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导致任务得不到贯彻执行，直接影响到城市的治理效果，进而累积成“城市病”。
　　在谈及我国城市管理的“软肋”时，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也说：“我们现在对于城市社会并没有一套科学系统的管理体系，通常是问题导向和恶性事故导向，在出现问题后进行突击性治理，专项整治，搞一阵风。”他认为，我们的城市缺乏从多个领域进行专业化管理、懂城市综合治理的专家，缺乏常态化的科学管理。

　　反思3 “城市病”折射我国城市化畸形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均衡，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巨大，比如，大城市、城市集纳了太多资源，与小城市、农村的关系并未达成和谐生态的关系，势必造成人口的单项流动，进而引发“城市病”，折射出我国城市化畸形发展。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蔡继明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直言：“‘大城市病’不是‘大’惹的祸，因此不应轻易谈瘦身，否则容易抹杀一些问题，不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他进一步说：“有人看到大城市‘生了病’，什么人多、车堵、出行难啊，就以为是‘大’造成的。可世界上同样还有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巨型城市没有‘生病’，甚至人口比咱们这些城市还多的城市也没‘生病’。比如美国纽约，比我们不少城市的人口密度都高，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城市人口也很密集，但这些城市出行却很方便，看不到我们常见的‘城市病’。以交通为例，我们的高铁一般发车间隔5—10分钟。在日本，高铁发车间隔可以短到3分钟左右，而且全天运行下来的误差也很小。”
　　在我国，很多城市的规模扩大了两三倍，而人口却增加了数十倍。资深评论家李振忠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一条船原来承载一个人，而同样的船现在要承载10个人，这条船怎么才能不超载？那只能是造高楼，大力增加船的排水量，否则就要沉掉。”他指出，在种种“城市病”面前，“医生”们只是机械地增加地盘和楼高、拓展道路，而根本没有想到其他科学改善城市生存条件的方法，闷头GDP，“科学发展”被人为弃置。“高楼林立人手一车全城找不到一个钉拉链的并非科学的城市化，而只能算是中国式无头苍蝇式城市化大跃进。”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间缺乏均衡发展被认为是“城市病”的诱因。有专家分析指出，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是国家发展的两条腿，仅靠一条腿走路很难走得太远。有媒体人士说： “一个合理、冷静的城市化进程，应该是在城市范围扩张的同时，还能和城市之外的乡村保持一种生态性的平衡，但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用无限的吸力把它周边的资源、人力都统统一股脑给吸附了过去，吸进肚子之后，却又发现自己并没有足够宽容的肠胃把这些都给消化吸收掉，最后闹到医院那儿，少不了一个‘消化不良’的诊断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