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城市病” 类似一门“交叉学科”，与民生、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因此，治理“城市病”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需要一个系统工程的支撑，而且“疗程”会比较长。大家在从不同的角度给“城市病”开出药方。

　　药方1  城镇化均衡发展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意味着解决“城市病”成为当代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责任，而有质量的城镇化被认为是我国“城市病”的治病良方。
　　不少受访者指出，农村与城市均衡发展是治疗“城市病”的一剂良方，真心期待各级政府始终树立以人为本治理城市的理念，在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资源向中小城市和农村配置，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从“资源高地”的高压态势中解脱出来。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指出，从长远看，只有实现了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形成错位互补的城市集群，才能破解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带来的“城市病”难题。他建议从空间上调整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
　　大家一致认为，要彻底地系统地解决我国“城市病”，不仅要在城市内部的规划、设施创新上下工夫，而且要在城市外的农村资源分配上下工夫，还要在城乡一体化和户籍改革问题上下工夫，真正推进有质量的城镇化。

　　药方2  政府不要“懒政”
　　“城市病”是我国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成长的烦恼”，其预防和治理是我国城市化必须面临的新挑战，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在我国的一些城市单从调控人口规模入手解决“城市病”远远不是“对症下药”。那么，政府到底应该做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新业在接受采访时直言：解决城市病，政府应该从责怪“人太多”的懒政中走出来，改变治理社会的方式，改变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
　　郑新业认为，解决“城市病”根本是要调整市区两级的财政关系。他分析说：“在分灶吃饭的体制下，央地关系的矛盾在市区两级上也同样存在。企业上缴的所得税，中央得60%，北京市得20%，区县还有20%，所以区县一级有非常强烈的动机要去争取、吸纳企业。但区县一级却没有动力去办医院、学校——提供这些服务都是要政府给予大量补贴的，学校医院越多，赔钱越多。区县政府因此会有重视企业、轻视公民服务的倾向。”
　　郑新业说，解决这种矛盾，需要市一级去统一配置公共服务，以及相应的财力，做实市政府的委办局，把将养老金和低保领取、汽车年检、纳税等证照办理事宜与户籍以及企业所在地脱钩。企业和公民在全市任何办事机构都可以就近办理，减少不必要的出行需求。与此同时，将公共服务、公共资源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政府机构的配置不追求政府本身的效率，而是尽量满足企业和居民的需求。
　　他指出，政府可以考虑把工作重心以及政府的财力物力从驱赶低端产业人口，转移到科学服务上来。例如，政府可以重新评估工作必要性，减少不必要的管制、审批手续。他同时建议政府服务和政府管理实现电子化、就地化。“如过去办理出入境业务，全北京人都必须到雍和宫的出入境管理局。但后来每个区都设置了电子化的办公点，就减少了人们出行的需求。如引导出行方式的改革，兴建有利于绿色出行的道路设施。又如提高交通管理系统的智能化。政府应着力优化信号灯、天桥、地下通道的设置。”

　　药方3  治理“城市病”需要体制改革
　　“城市病”属于当今社会发展中的“疑难杂症”，症状多样、病因复杂。然而，在“城市病”表象的背后，是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改变、各项社会制度亟待改革和完善。
　　蔡义鸿从我国体制角度予以了阐释：“我们在干部选拔任命方面，不尊重官员的个人选择，比如有的地方官员在城市治理方面做出了一定业绩，本想继续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却被调离了。除了政绩观，综合考量才是解决之道。”
有网友指出：我国建国60年多来，是一群不懂城市的人在管理城市。不是说让城市管理者都学城市规划学，而是要对专业官员尊重。蔡义鸿对此表示认同：对于城市规划，权力者不能从内心产生敬畏感。应加强规划立法，让权力服从于社会历史责任，才是破解“城市病”的希望所在。他说：“城市长官意志盛行，主要是给行政长官的权利太大了。比如，规划专业人士花了很大功夫做出来的规划，在最后执行时不断变更规划，并没有很好地执行规划。”
　　袁崇法也持相同观点，他说：“现在我国的城市规划是由政府直接支持制定的，不是很严肃，而且规划特别短命，随意性很强，说改就改。”他认为，只有将规划彻底从行政决定转向法律决定，从法律层面进行制度约束，才能扭转目前的局面。
　　有媒体评论指出，治理“城市病”绝不应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而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化解。一方面善于运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更好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职能，让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在化解那些老大难的“城市病”上有所突破。

　　药方4  第三次产业革命被寄予厚望
　　城市是工业经济与工业文明的载体，其衍生的“城市病”正是工业文明病的集中表现。从根源上看，目前我国的“城市病”属于工业化“城市病”。
　　从东京、伦敦、纽约等城市的发展历程，“城市病”最严重的时期是在其工业化发展的高峰阶段。由于工业企业集中于城区，吸引人口大量集聚，进而造成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严重的“城市病”问题。在工业化发展的这一阶段，东京都和伦敦的城市人口也达到最高峰。在工业化阶段完成之后，东京、伦敦、纽约等大城市开始了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伴随工业企业外迁，城市人口也经历了下降的过程。而针对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病”问题，政府开始更加注重规划引导的作用，采取措施疏解城市职能，解决城市资源过度集中问题，这些大城市的“城市病”得到缓解。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说，破解“城市病”应建立符合城市特征的产业结构。世界上的一些大城市，比如日本的东京、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更多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包括生产性服务业，这比较符合大城市的结构特征。“现在城市压力大，环境污染、交通堵塞、耗能过高，如果是有大量的工厂，耗能耗水都很大，但如果是楼宇经济，几平方公里就可以产生千亿级的产值，而其耗能却很低。”
　　无独有偶，肖金成也指出，城市在发展中应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
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他分析说，采用这一新模式，25到30年后，人们将看不到太多污染，气候变化问题也将得到解决，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消除所有碳基燃料带来的污染。在理论界和学术界，通过因特网和可再生能源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解决我国的“城市病”被人们寄予了无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