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规定，将再一次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大释放。其中的关键在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担保和抵押功能重新赋予农民。

　　2003年开始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明确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11年前的那一次还权赋能，更多只是针对小范围、小规模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彼时，中国已经加入WTO，世界工厂的红利开始加速释放，海量农民转入城市做工，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恰逢其时。

　　在那之后，城镇化率从40.5%提高至53.7%，意味着农村人口又减少了近2亿人，农地的大规模集中开始成为可能。去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亦首次出现了“职业农民”字样。

　　不过，种粮好手一直颇多苦水，11年前的《农地承包法》尽管准许转让，却没有提及担保与抵押。换言之，种粮好手更多只能通过自身资金发展，担保和抵押一类的金融杠杆难以撬动，农地规模大为受限，职业农民之路依旧漫长。

　　这一轮的还权赋能，打开了农业经济的关键闸门，农业生产力释放指日可期。但也要看到，这绝非“三农”问题的终点。

　　53.7%的城镇化率，距离75%B80%的城镇化率目标，仍有二三十年的路要走。目前留在农村的6.7亿农民中，仍有一半人将进入城市工作、生活。此时，城市建设用地的紧张，和农村宅基地的浪费，就成为一对此消彼长的跷跷板。如何盘活海量宅基地资源，如何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已是摆在决策层面前的一组课题。

　　此前，国土资源部的消息称，500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的用地指标将被严控，正是这一对矛盾的现实写照。无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慎重、稳妥推进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担保、转让的试点，用意就在于从根本上缓解这一矛盾。

　　如果宅基地的还权赋能工作，不能在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离”改革后接力展开，则土地资本化难以推进，农民财产权的落实会受到影响，数亿农民进城的希望也会被拖延。

　　也许有人会说，即使农民财产权没有落实，城镇化率依旧一路攀升到了53.7%。问题是，如果统计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这一数字恐怕会下跌。户籍背后附着的社保、教育、住房等保障功能，才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目标最需发力之处。当农民工真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方可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