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出台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最近几年，各地在新型城镇化路径的探索和实践中，出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苗头，那就是将城镇化等同于土地城镇化。一些地方以推进城镇化为由大搞“造城运动”，但由于户籍改革、产业支撑等相关配套跟不上，使得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甚至建成的房子无人居住，形成了空城、“鬼城”。这种“土地城镇化”冒进倾向，如果不通过科学规划加以遏制，任其演化、发展，很可能将城镇化带入歧路。

　　按国际公认标准，衡量土地与人口城镇化关系的城镇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合理阈值在1至1.12之间，我国明显超出了这一区间。据测算，2000年至2010年，我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大83%，但城镇人口只增长45%，城市用地增长率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比达1.85；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但按户籍计算这一数字仅为35%，7亿多城镇常住人口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没有城镇户口、不享受城镇“待遇”的农民工。还有一些农民因拆迁等原因进了城、有了房，但其工作、生活远未“进城”。在很多地方，建新区、造新城、盖高楼大厦已经成了城镇化的“代名词”。甚至一些中西部城镇，尽管产业基础薄弱、财政入不敷出，也在不惜举债铺摊子，走大拆大迁、大拆大建、大兴土木的“造城”之路。

　　不可否认，土地开发建设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自然表现。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产业转移、人口流动、财富增长等，势必会给房地产业带来增量空间，也会扩大城市建设的投资需求。现在，我国的城镇化滞后明显，加快推进乃大势所趋。但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是人的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更不是城市面积的简单扩张。不管是盖高楼大厦，还是修大马路、建大绿地，目的都应围绕人的需要。如果出发点脱离了人，不考虑户籍、产业支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承载力等问题，盲目推进“土地城镇化”、“水泥城镇化”，会滋生大量矛盾和问题。

　　这些年用地矛盾加剧就是一个证明。一方面，城市土地利用粗放，使用效率低下。据统计，我国内地大中城市人均综合用地已超过120平方米，而东京仅70多平方米，香港不足40平方米；另一方面，随着城镇面积的快速扩张，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不少农民被迫“上楼”，拆迁补偿中的利益纠纷和种种不公平，使得社会矛盾凸显。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强调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个“新型”的着力点，说白了就是坚持以人为核心。提高城镇化水平，应围绕这个核心，努力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真正纳入到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里来，把农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与城镇社保体系衔接好，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在实践中，一定要避免拔苗助长、急于求成，而要水到渠成、积极稳妥。解决好了城镇化中“人”的问题，城镇化的水平、质量自然也就提高了，城镇化的“红利”也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