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租房，是一座城市的伤痛，承载着都市边缘群体的希望与酸楚。关于它的是与非、去与留，多年的讨论、治理未曾有结果。日前，北京表示要“出狠招”、“下猛药”，力争彻底根治房屋违法出租问题。

    持平而论，尽管是“蚁族”的无奈之选，群租房的安全问题确实不容小觑。无论逼仄的空间，缠绕、混乱的水电线路，还是噪音扰邻，彼此之间的人身、钱财威胁，都会造成消防与治安的种种隐患。作为公共空间的管理者，有关部门严格依法查处、清理群租房，的确很有必要。然而，要走出以往的“雷声大、雨点小”，或者是将社会矛盾转移、甚至激化，就不能止于一个“拆”字，更要多从釜底抽薪的对策上想办法。

    其实，群租房的现象并非当下独有，早在旧上海的里弄中，“二房东”与“鸽子窝”便引发了不少情绪的幽怨。再往前溯，翻开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住房短缺，也令人触目惊心，就连“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经典作家将这种现象归咎于资本与劳动、城与乡的对立。今日鉴之，仍富启示。

    根据调查，群租房的租客，多数为刚刚参加工作的毕业生，收入微薄，无力支付大都市动辄数千元每月的房租。对于这一群体，首先应当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更好的就业条件，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让工资收入的提高奠定体面劳动的基础。同时，有形之手也要弥补无形之手的天然缺憾，在保障性住房、特别是公租房上，舍得投入、尽早见效，使奋斗的青春不再漂泊、有所托寄。

    当然，面对700万存量、每年至少50万增量的外来人口，再包容的首都也会难以承受。城与乡的对立，在今天表现成了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分化。前者人满为患，却又趋之若鹜，后者生活安逸，却又难以留人。人才吸引力的失衡，还是源自资本、技术特别是公共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当创业的乐土、幸福的源泉陆续向中小城市流动、汇聚，又何愁青年才俊不争相往之，又何来“京城之大，无立锥地”的喟叹？

    解决群众住房问题，乃是现代治理者的公共责任。更进一步，努力缓和资本与劳动、城与乡的对立，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之义。抓住症结之“七寸”，驱除公害但不侵蚀梦想，扬汤止沸更要釜底抽薪，住有所居、劳有所得的梦想才不会“去尔日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