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老人的新闻近日又成了媒体报道的热点：在江苏，大妈们为了晚上跳舞，占据小区空地，在此停留的车辆都被贴上“警示”纸条；在吉林，一位82岁老人因为公交车没进站点让他多走了路，竟把司机骂晕了过去；在汕头，两名高三学生扶起了骑电动车摔倒的老人，反被老人诬陷讹诈，报警后才获清白……上周，有网络媒体将之集纳为专题并炮制一话题——中国的老人是不是“变坏”了？

　　媒体试图“重新发现老人”，并从中进一步探讨中国老人的形象问题，以及形象嬗变背后的社会根源。既然是对一类现象的观察，就一定要对规律性的东西加以总结提炼。耐人寻味的是，一些媒体和舆论在“重新发现老人”时，提出了到底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疑问。

　　从一些有关老人的负面新闻中提炼出“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疑问，从眼球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已经成功地把那些早被我们“冷冻”的社会新闻营销了出去。有关某些老人乘坐公交车时为老不尊、摔倒后被人扶起反而诬赖的新闻并不少见，在一轮轮的信息轰炸后，受众对这些老人的负面新闻已不再敏感。之前也很少看到有媒体针对老人的负面新闻而发起对老年人整体形象的反思。这一次，因为有了“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疑问，老人的整体形象问题一下子在舆论视野里炸开了锅。

　　不妨把这些老人的负面行为看作他们与这个社会的“冲突”。随着我们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和社会的“冲突”会越来越多，但老人的问题又从来都不仅仅是老人的问题。有分析称，近几年出现的“新晋老人”大多出生于1949年前后，他们成长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匮乏”——精神的匮乏、物质的匮乏，这些“匮乏恐慌”很可能会导致修为的匮乏。于是，我们的大妈们在跳广场舞时缺乏公共意识，很少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干扰了他人；于是，公交车上某些老人面对年轻人不让座很可能会“以暴制暴”。但是，如果大妈们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她们还会不会再去干扰别人？如果乘坐公交车的老人始终能融入在一个平和、友善的车厢空间里，他们人性中“恶”的一面还会不会被激发出来？

　　尽管，“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这样的提炼能把更多人带入到对老年人问题的观察上，但这一疑问还是太缺少温情。尽管成长背景不一样，但每一代人都有终将老去的一天，当我们老去时，如果下一代人也用“坏人”这样的字眼来诘问我们，我们会不会感到非常悲凉？

　　在“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争论里，我们还能发现“中国式代际批评”的影子。在中国，一代人总喜欢评价另一代人。当年“70后”和“80后”被上一代人评说，各种各样的标签都有。那时候“70后”和“80后”还没有话语权，现在他们大都成了社会中坚，其话语权越来越强大，当年拥有话语权的群体逐渐老去，被评说过的这一代人，又开始去评判曾经怀疑、评判过他们的那一代人。之所以“坏老人”能产生一定影响力，这和话语权的博弈不无关系。只是当年轻人成为事实上的强势人群时，我们尤其应警惕和反思自己的话语权。我们熟悉网络，能在网络上抛出“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惊人之论，但老人们几乎无还手之力。

　　把老人和“坏人”发生某种关联，以此视角“重新发现老人”，它不仅不能更好地弥合老年人与社会现状的冲突，反而可能会加剧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的对立。老人不是“坏人”，敬老永远没错，与其反思是不是老人变坏了，倒不如反思我们当如何爱老敬老。“重新发现老人”没有错，但舆论在字眼表述上千万不能为了追求轰动而忽视了应有的基本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