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网讯（记者 王雪青）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3日举行的“国浩法制论坛暨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法治论坛”上表示，像工业化经历“再工业化”一样，这一波城镇化可能会引发一波“再城市化”，即对现行城镇化不合理的部分进行重组。

    周其仁认为，目前中国城市化率相对落后，工业化率相对超前，服务业发展不足，“我国的城镇化率是全球平均水平，工业化率超过全球差不多一倍，但是把这两个指数放在一起，就发现中国经济偏差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把城镇化率做分子，工业化率做分母，全球平均是1.95倍，将近两倍，也就是说全球城镇化率通常是工业化率的两倍。在这个指数上，发达国家通常是四倍，其中美国为4.1，美国的城镇化率80%，工业化率20%，大量都是现代服务业。在金砖五国中，巴西为3.22，而中国只有1.09。”

    为什么人们对拥挤、昂贵、空气质量糟糕、压力巨大的城市生活怨声载道，但是谁都不愿意离开，相反大家仍趋之若鹜？

    因为高密度聚集能够创造更多的收入机会。首先，需求聚集导致分工深化，分工就有生产率，生产率就会产生财富；第二，节约基础设施投资，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这是人口聚集与经济聚集的动力学；第三条非常重要，人要聚到一起，不光是商业上有人气，关键是会让头脑互相激发，这是知识产生的基础，知识生产依赖多样化的集聚；第四，集聚还能降低高度分工与技术进步带来的风险。例如，全世界城市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后来都不行，纺织城、汽车城都不行，活下来的城市是有一定多样化的城市。

    周其仁表示，当前更需要研究的配套制度。其一，劳力自由流动需要配套制度，包括迁徙权、户籍、教育、社保等问题；第二，土地制度，随着人口流动，土地也必须流动，不然城市化无法进行；第三，行政主导的城镇化，各级政府都在自己管辖的区划内“建城”，城市的行政外套不合身；第四，管理高密度经济知识与人才匮乏。

    周其仁判断，像工业化经历“再工业化”一样，这一波城镇化可能会引发一波“再城市化”，即对现行城镇化不合理的部分进行重组。

    目前，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是土地资源配置的问题。按一般逻辑，城市化进程将大大提高土地的集约化利用程度，随着高密度城市的发展，减少了分散的农村，由此可以增加耕地和绿地。但是，中国至今还是一个“例外”——城市化面积的扩张程度，超过了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程度；出现了很多土地利用不集约的工业区和城镇；农村建设用地不但没有随着移向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减少，反而加速扩大。

    周其仁表示，目前我国“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数据显示，1990至2000年，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的面积扩大了90.5%，但城镇人口仅增长52.96%，土地城市化是人口城市化的1.71倍。2000至2010年，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的面积扩大了83.41%，但城镇人口仅增长45.12%。

    在城镇地价节节上涨的同时，农村大量建设用地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数据显示，2004年，城镇人口人均占有城镇工矿用地为129.4平方米；农村人口人均占有农村居民点用地位219.7平方米（村镇建设用地的规划上限为150平方米/人）。与2000年相比，2004年的城镇人口人均占用城镇工矿用地和农村人口人均占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水平都略有提高，后者的绝对量更是增加了10.8平方米。并且，农村居民点布局松散，空心村现象突出，村庄内部布局杂乱。

    周其仁称，目前改革面临的新挑战包括：“权利主体不明、边界不清”，很容易在土地的重新配置过程中，引发侵权和冲突；此外“确权是基础”，需要普遍地界定农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并使农民像城里人一样拥有权威的法律凭证。这就需要清资核产、止纷定争；确立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消除承销统筹改革中的系统性风险；扩大土地合理流转范围，增大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土地更集约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