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上午，北京市环保局发布《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3-2017年）重点任务分解措施》，计划要求，市交通委和市环保局牵头研究制定征收交通拥堵费政策；2013年底前，北京将研究完善并出台小客车分区域、分时段限行政策；自2014年起，凡进入北京六环路内（不含）的外埠车辆必须办理进京证。

    无论是开征拥堵费，抑或提高外埠车辆进京门槛，北京治堵所奉行的，还是传统的治理路数。一方面，祭出万能的价格杠杆，拉升用车成本从而压抑需求；另一方面，强化行政设限，给外来者持续施压逼其自觉“离场”——长久以来，北京治堵沿着这两条路越走越远、越走越急，难见反思精神和创造思维。

    “首堵”北京的策略选择，一贯具有某种风向标意义。一个自然的疑问是，若北京果真开征拥堵费，会否引发各个大城市争相效仿？过去数年内，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皆流露出强烈的征收意愿，只因公众强烈抵制才作罢。可以预想，北京“敢为天下先”，极可能推动上述城市，打破官民博弈的脆弱平衡。

    “拥堵费”是否该收？反对意见大致如下：其一，很多用车需求是刚性的、缺乏价格弹性，不会因拥堵费开征而减少；其二，车主既已缴纳了不菲的购置税、牌照费、车船税等，断无义务再交新费；其三，专款当专用，拥堵费尚无法自证用途正义、程序合理，合法性仍存疑……然而，北京仍直接跳过了种种民意诘问。

    此类回避讨论和民意征集的公共决策模式，显然有悖现代社会的公共政策制定规则。它旨在以“先行先做”造成既定事实，继而从根本上，使民众的反对声失去意义。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决策效率，但长远来看势必会消解各界的“治堵共识”。

    创意寥寥、徒有“勇气”的北京治堵新方案，难以让人看到政策背后的民意成分。恰是在这种背景下，连年“治堵”收效甚微，却制造了一系列裂痕：有车族与无车族，本地人与外地人，彼此间相互埋怨、排斥，渐渐忘记了对所处城市的共有担当。当“治堵”沦为专职部门的专门工作，而非全民共同参与的事业，又怎可最大程度谋求合力？于此，非得纠偏而无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