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燕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一名初三毕业生，今年中考考了667分，超过州、县两级重点高中公费线30分以上，学费每年也仅需1000多元，其家长却称“书读多了没得用”，“姑娘早晚是人家的，去养活人家的人，搞得再好大人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据此拒绝供其上学。开学时，刘国燕未如期去给她发了录取通知书的巴东一中报到而引起校方注意，获知具体情况后，校长宋发刚安排教师前去探望，接她到学校报到，免去其全部学费并提供每月500元生活费。（《北京晨报》8月27日）

    上述报道的开头是匪夷所思的，结局却是圆满的。记者充分运用了对比手法，如刘的父母的不当言词、新修的二层楼房与刘国燕的考试成绩、学费，结论无非想表明：刘国燕家里“不缺钱”，怪就怪其父母重男轻女。就其父母的那些言词看，确实与时代格格不入，对之进行严厉批评很有必要。但是，如果剔除这些突出因素，农村的“非贫困式辍学”现象还会像这样引起那么多人关注吗？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组（REAP）在2009年和2010年期间，对西部贫困地区46所学校进行的一项跟踪调查发现，初中阶段一届学生的辍学率高达25%以上。按2009年农村初中学生2000万名、国家级贫困县学生数占全国学生总数七分之一来计算，则每年贫困地区都有70万名左右的初中生辍学（《证券时报》2012年6月25日）。一位中学教师也曾无奈地投书《人民日报》，慨叹“读书无用论”正在一些农村中学肆虐开来，并指出许多学生辍学并不是因为贫困。与刘国燕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学习成绩可能不像她这样突出。

    与过去因贫辍学不同的是，时下许多辍学的农村中学生家里并非贫困得连供学都成问题，绝大部分辍学生第一时间选择外出打工，看不出一丝遗憾地踏上了工作岗位。在“人口红利”逐渐消耗殆尽的今天，“劳工荒”早就从沿海蔓延至内地，没有文凭的劳动力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虽然这样过早就业不可能实现高收入，但在许多农村家长眼里，相较于那些辛辛苦苦奔进大学校门、毕业后未必能尽快找到好工作的同龄人而言，这不失为一种“务实”选择。

    对许多农村家庭而言，读书无法回避这样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功利性”。过去子女考上大学大宴宾客，那是意味着端上了“铁饭碗”，实现了命运的逆转。现如今，一般农村学生即便考上一所还算不错的大学，数年后的就业未必就那么让人乐观，更何况，农村家庭大多缺乏为子女就业铺路的社会资源，一些农村大学生毕业后的薪资甚至比不过他们的父辈。当这样的现实反差越来越大时，又怎能不消磨农村对读书的那些激情？“读书无用论”又怎不甚嚣尘上？

    成绩不错的刘国燕自然很容易博得别人同情，但更多原本同样需要知识“抚慰”的农村学生，却在陆续默默离开校园。我们没必要拘泥于刘国燕这一突出的个案，而应剖析和超越这一个案，努力为农村“非贫困辍学”把脉问诊，寻找对策。只有“读书无用论”退出市场，“非贫困式辍学”现象才会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