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每人每年植树3至5棵；不履行义务的补缴绿化费，逾期不补缴要缴纳罚款……这些此前颇有争议的条款，均被取消。近日，陕西省省长娄勤俭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6次常务会，审议并原则通过《陕西省义务植树条例》等5项法规草案，随后将送省人大常委会审定。（8月20日《华商报》）

    与“常回家看看”所引发的巨大争议相比，“植树条例”却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为何？公共政策不仅要有价值理性和道德价值，也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和可操作性；如果不接“地气”，很可能在执行的过程中大打折扣甚至形同虚设。

    长期以来，在公共政策的制订过程中，通常将老百姓视为一个整体，却忽视了他们在年龄、生活经历、受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以义务植树为例，不具备安全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如何完成“每人每年植树3到5棵”的任务？由于植树劳动量难以量化、不具操作性，与其通过补缴绿化费、罚款等强制性方法，还不如鼓励老百姓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履行植树义务，引导公民增强绿化意识。

    不论是调查研究，还是专家咨询，抑或是公开征集群众意见，当今社会越来越专业化，公共决策的信息渠道越来越多元化。“植树条例”在倾听群众心声的基础上，对一些不合时宜、缺乏社会基础的内容进行了删除与修改，提高了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有助于将制度善意落到实处。

    植树绿化事关全民福祉，和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环境污染严重、水土流失加剧的格局下，大力倡导植树，提高绿化水平，既直面现实，又立足长远。可是，激发社会活力，扩大公众参与，固然需要老百姓增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公共精神，也离不开参与渠道和参与机制的建设。

    社会学认为，人的现代化就是从“消极公民”转变为理性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公民”。对政府而言，尊重民意，倾听老百姓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以制度渠道容纳公众的“七嘴八舌”，能够促进自身的制度创新，让公共政策更有“准头”。从这个角度上说，“植树条例”作为一个公共政策样本，值得借鉴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