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中国经济网网友贾文和认为，由于主要公共资源由政府垄断和分配，其实就是有关权力部门及其主要领导在“主宰”资源分配。在利益相关者缺位、谈判和话语权不均衡及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及相关官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照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顺序依次往下分配公共资源

　　书本上把“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称为“马太效应”，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每天望着耸立的高楼大厦，细细品味着这种五味杂陈的感觉。相比抽身离去，很多人还是愿意坚持下来，期盼“逆袭”的机会。而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年代，吐槽“大城市生活贵”或许才能让人聊以慰藉。

　　抱怨“一线城市1000万元养老未必够”也好，评价“月薪不过万没法活太矫情”也罢，社会发展逐渐多元化的当下，不同利益人群能够表达诉求无疑体现出社会的一种进步。在很多人掐着指头算算“一线城市生活成本究竟有多么高”之时，渴望发展的年轻人仍纷纷涌入大城市，只为所谓的资金、技术、政策和资源以及他人口中的“发展机会”、“居民福利”等。

　　毕业留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以为就是梦想的开始、幸福的源头，但现在，面对黑乎乎的尘土和望不到尽头的车水马龙，是否会怀疑当初的选择？上班堵车、医院排队、学校离家越来越远，大量垃圾无法妥善处理……中国今天的大城市就像一个个巨大的黑洞，在加速吸取资金、技术、土地、人口等要素的同时，也吞噬着人们的幸福。

　　这是一种“富贵病”，很多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都无法避免，而经历急速的转型和经济社会结构大幅度的中国在未富裕之前就患上这种病，治理起来肯定更不容易。“钱袋子”对应“权把子”导致资源配置集中大城市；摊大饼式的规划注定城市拥堵的命运；公共设施跟不上市和人口的扩张速度；盲目发展汽车工业、房地产开发等，这些都是我国“大城市病”的特色之处。

　　更重要的是，这种“特色”锻造出“赢者通吃”的时代烙印。谁成赢家去通吃，谁成败者去被吃，当然主要取决于从资源秉赋到各自努力的多种因素，但“先到先得”的因素恐怕也不会少。这种“零和博弈”的模式就形成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使得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开宝马的人住经适房、有钱人垄断优质教育资源、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固化……赢者通吃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照方抓药，才有可能药到病除。合理配置城市结构，改革和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决策机制；调整公共资源存量布局，因地制宜制定户籍改革政策；新增公共品投入向中小城市倾斜，给予其更多的发展活力；大力发展城市和城际交通，科学配置城镇间的交通体系。这些措施对于解决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会有帮助。

　　当然，由于主要公共资源由政府垄断和分配，其实就是有关权力部门及其主要领导在“主宰”资源分配。在利益相关者缺位、谈判和话语权不均衡及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及相关官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照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顺序依次往下分配公共资源。所以，基于公共品视角的判断，解决我国“大城市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完善公共资源的配置机制，弱化公共资源配置的行政主导，培育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