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７日电 城镇化率达到５２．６％，“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城镇化发展的论述，引起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雾霾、堵车、水污染、高房价、垃圾围城……我国已进入大城市病集中爆发期，大城市病并非中国独有，国际视野中如何开出一个有效药方？

    治理与危机赛跑　最大人口数屡破“上线”

　　不约而同，几位代表委员都把眼下的中国特大城市比作“重病号”。

　　“交通拥堵如肠梗阻，空气污染是哮喘，水污染是血液中毒，垃圾围城好比恶性肿瘤，房价居高不下就是高烧不退。”全国人大代表、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副院长罗霞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如松的诊断略有不同：“现在不少城市，肾功能在衰竭，污水、粪便处理不了；肺功能弱化，绿地减少供氧少；肠道问题，很多资源吸收不好，消化不了；脉搏问题，交通拥堵，一些生态主动脉被切断。”

　　“药”其实没有少吃，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譬如北京，自１９９８年起，实施了以首钢搬迁为代表的２００多项大气治污措施，而一个ＰＭ２．５似乎又“一夜回到解放前”。

　　罗霞代表这样盘点各大城市出台的诸多对策：

看交通，限号、限行、提高停车收费、发展公交系统、把路面拓到上百米宽，但“蜗牛车”依旧满街爬行。

　　看城建，疏通沟渠，改造管网，“拉链路”开开合合屡招民怨，一场大雨浇下，还是坐在天桥上“看海”……

　　“现在是治理与危机赛跑。”她说，“城市治理措施很多，新问题却层出不穷。就像治理黄河，坝筑得越来越高，泥沙却越积越厚，成了‘地上悬河’，万一哪天溃坝，后果不堪设想。”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异地高考、推进城镇化是未来的方向，可是这会不会进一步加重大城市病？

    ２６年“长”出一个北京城　三大误区加重“病情”

　　英国伦敦也曾以“雾都”知名，美国纽约中心地带至今还在堵车，墨西哥城的污染导致了“城市蜃楼”……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认为，城市病是世界工业化中的通病，只是中国发展迅速，把这个过程缩短了，比较集中地凸显出来。

　　大城市病归根结底是“大”引起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注意到，截至去年末，北京常住人口达２０６９．３万人，是１９８６年的两倍多，相当于２６年就多出了一个北京城的人口。

　　２０１１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过半，其中相当部分人生活在大城市。数据显示，３月１日，北京轨道交通全路网客运量首次突破９００万人次大关，再创历史新高，上海地铁日均客流量在一年前也逼近７００万，高峰限流措施频繁。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中，每３个人中就有１个是外来人口。

　　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唐子来说，“我国城市３０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付出了大量环境和社会代价。”与外国相比，中国城市建设的三大误区加重了城市病：

　　——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各方面政策都向城市倾斜，城乡之间资源严重失衡，城市承载力受到空前挑战。

　　——按行政级别配置城乡资源的体制，导致地域最广而级别最低的农村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资源。

　　——“摊大饼”式的粗放扩张忽视科学规划，对长期性、功能性考虑不足，防灾能力脆弱。

　　“我有一次去香港，一个大老板到机场来接，不是开车而是坐地铁来的，因为坐地铁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全国人大代表郭向东说。

    借力新城镇化　大城市病求解良方

　　“北京必须正视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以破解特大城市服务、管理的难题，要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这是回避不了的现实课题。”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欧阳淞代表认为，从我国目前状况看，难以在一个城市内部找到解决大城市病的良方，必须用大视野来审视。

　　治疗大城市本身的病症，应向科学规划、精细管理寻药方，重要的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唐子来委员说：“伦敦少有‘门禁社区’，住宅楼盘都尽可能开放式管理，对缓解交通拥堵很有效。”政府要少些限制思维，多些服务举措，开放、精细、疏导的思维方式是城市管理者应当学习的。

　　对于那些仍然想拥入大城市的人，应通过发展水平较高、公共设施齐全的卫星城来分流。全国人大代表王文忠说，“要加强城市群规模的科学规划和布局。”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就要实现人口的就地转移、就地就业。统筹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加强支撑产业发展，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王名委员说，如果不是人人行动起来，光靠政府、靠制度，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治理大城市病需要全民参与，比如绿色出行、垃圾分类。

   （记者李柯勇、朱立毅、赵仁伟、吴晓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