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机会出席“上海城市精神与中国梦”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由上海市社联主办，上海炎黄研究会等承办，沈国明、杨益萍、丁锡满、吴孟庆等50人与会。会上十位学者发言，无不研究深入，加以精心准备，令人大感新鲜、深受教益。

    中国梦的实现，当然需要物质建设的基础，此乃“硬件”；同时，又亟待“软件”，就是精神力量的弘扬。学者们认为，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中心和源泉。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龙头，上海文明形态所折射出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正是目前实现中国梦所亟需关注的。两位哲学家的发言聚焦于此。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陆晓禾强调人的改造和环境的改造的一致性，指出上海城市精神既是上海与全国人民在共同追求中国梦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文明成果，也是我们继续这一追求所需要的精神和价值前提。“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简单的GDP的世界前列排名，根本上应该是我们在伦理价值、精神价值上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就像当年的中国以礼仪之邦、文明之邦而著称一样。只有在伦理价值精神价值上达到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GDP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繁荣才具有真正可持续的精神动力，也才是人们心之所向望的。”而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陈卫平的发言则进一步论述，提出构建儒家礼乐文明和近代海派文明互补的文明形态。这样的互补，包括人际关系上重群体和谐与重个体界限的互补，道德规范上重家庭伦理与重职业伦理的互补，生活方式上重节俭、重悠闲与重时尚、重娱乐的互补，等等。

    中国梦不是凭空而来。它的历史进程如何？上海城市精神与中国复兴的历史关系如何？都离不开历史的考察。上海市文史馆馆长沈祖炜在介绍了近代以来诸多先驱者憧憬的中国富强梦之后，特地举出胡愈之任总编的《东方杂志》于1933年的第一号“新年的梦想”专辑，从各地来搞中摘登了142人的“梦想”，包括普通读者和知名人士。郑振铎憧憬的是，“将会把若干年帝国主义者们所给予我们的创痕与血跡医滌得干干净净”。金仲华梦想中的中国“已经通过了历史中的变乱期而踏上新生的道路”，“每个人可不必愁虑生活的问题，饥馑和死亡不再追袭着大部分的中国人”。很多人的梦境更为具体而可触摸。比如，有人梦见走进中国的大城市就“大吃一惊”，因为是“没有看见一只外国兵舰”、“没有看见‘红头阿三’”、“没有人吃鸦片”。还有人梦见“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所规定的铁路系统的最后一部分得以完成”，全国“五百六十县治间的公路网也完成了”。周谷城的梦更实惠，他梦见人人用上了抽水马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今，这些梦业已或正在实现。可见在智慧勤劳的中国民众手里，让梦想成真，是历来如此。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熊月之，关注的是上海城市精神的由来，指明其从海纳百川、见贤思齐到自治法治、契约意识、理智爱国，种种理念无不基于“近代上海是中国与世界接触的前沿，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上海人作为各地移民的集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精英荟萃”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近代中国众多科学理念、进步思想往往在这里酝酿、生根，随后日渐影响到内地的大小城镇乃至穷乡僻壤。

    上海城市精神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在时代洪流的激荡中不端提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荫贵对近代上海实业界的历史作了深入考察，提出当年实业界形成和秉持的提倡科学、完善服务社会水准、提高产品质量精神尤其是创新发展能力和爱国精神，是近代上海城市精神中突出的方面，也是近代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龙头的保证。发言中介绍的抗战时期工厂搬迁内地的诸多艰难卓绝，如记述的“在连天炮火中，各厂职工们正在拼命抢拆机器的时候，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然后爬起来再拆，拆完马上扛走。看见前面伙伴被炸死了，喊声‘嗳哟’，洒着眼泪把死尸抬到一边，咬着牙照旧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如被称为中国铅笔大王的吴羹梅回忆的“在这一年多，我们的工厂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就拆卸搬动了三次，而且每到一地，哪怕是暂时的停留，我们都设法开了工，且不说工作上的忙碌不堪，仅精神上的紧张程度就足以把人拖垮。我这个一向被认为精力过剩的人，也终于承受不了。到宜昌不久，我染上了伤寒，连日高烧。然而，即使如此，我也没能安安稳稳地躺上一天，就又工作起来”。精神力量高昂激越，虽已过往70余年，至今闻之动容。

    在上海这块土地上，发扬既往优秀的城市精神，为实现民众的中国梦作出贡献，就要求年轻一代提高素养，尤其不可忽略思想道德品质。我认同沈祖炜发言时指出的，中国梦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体现了中华传统文明特有的家国情怀。“国民素质的提高是实现中国梦的十分重要的保障。这不同于西方文化强调的工具理性，恰恰体现出中国文化关注人文价值和强调人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的实践理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