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16年之后，“县改市”借“新型城镇化”之名，再次高歌猛进，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据统计，至少有138个县酝酿撤县设市，广东、贵州、云南和陕西4省就有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有专家严词指责，“这是典型的政绩冲动，与加大县城和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对其中的胡作非为如不明令禁止，耽误发展不说，还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定”。（6月9日新华网）

    1990年代中后期，一轮规模浩大的县改市运动曾经席卷全国而后被叫停。当时，很多地方苦心竭力地想要把“县”字掀掉，宛如甩掉一顶破帽。那时，有相当多的县改市动作的目的与当时提倡的“培育基层政权活力的‘放水养鱼’”初衷相背离的。

    据民政部公布的数字显示，1949年建国那年，全国设市城市仅有136个，到1995年，这个数字升为622个，而到2000年全国设市城市已接近1000个了。

    1990年代中后期那股盲目的县改市风潮，其背后隐藏的小算盘还相对简单些：除了拉动县域经济发展外，不外乎是期待改市后可得一笔可观的城建费用，市比县在机构设置、职务和人员等编制安排上更宽松一些，此外，各类公职人员在工资补贴或适当调高级别上也可以得到好处。

    “当前过多的县改为市或区，不但会造成虚假城市化，还将冲击以县制为基础的治理制度，会为中国未来发展埋下无可挽救的隐患。”面对新一轮借“新型城镇化”之名兴起的“县改市”风潮，专家终于说了真话——“县改市”挂“新型城镇化”高帽，实则是典型的政绩冲动。

    时下的中国需要的是一种冷静、客观的科学态度，不要一看到几滴水珠，就想象成大大的泡泡；不要一碰到火星，就冲动地期待来一场燎原大火。“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不能“县改市”挂钩，一旦虚假的城市泡沫化的风险累积到吹弹可破的地步，中国整个社会恐将付出惨痛代价。

    某些地方政府对城镇化切莫错误解读，以为城镇化就是把管辖的城区地盘拓宽，搞出一批新城就是城镇化了。“县改市、县或区”以后，地方政府打土地财政的心念会更甚，以往经验已经证明，县改市后，地方政府卯劲儿征用农民土地，以供房地产开发之用，新城镇化加上房地产热——生活在城镇里的农民用何谋生，却没有人给出答案。

    同时，“县改市”后的城镇其经济结构优化、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没有形成配套的发展模式；行政区划的桎梏是打开了，可行政成本却并没有节省下来，甚至是浪费，还大大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基层的办事效率和基层的主动性也得不到激发。诸如此类的问题存在，与中央政府提出的“城镇化”理念和目的完全是背道而驰。

    作为共识，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才是中国最大红利。扩大内需，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县城和重点镇的确是最大潜力，同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也在这里，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大局的必由之路。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做到积极稳妥、科学有序，更关键的是体制机制层面上的改革攻坚——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绝不是一场新“造城”运动，典型“政绩”型的“县改市”热潮该冷一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