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县城和重点镇的确是最大潜力，但也有一点，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也在这里，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做到积极稳妥、科学有序，更关键的是体制机制层面上的改革攻坚；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绝不是一场新“造城”运动！

    据中国经营网综合报道，沉寂16年之后，“县改市”借“新型城镇化”之名，再次高歌猛进，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据统计，至少有138个县酝酿撤县设市，广东、贵州、云南和陕西4省就有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有专家严词指责，“这是典型的政绩冲动，与加大县城和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对其中的胡作非为如不明令禁止，耽误发展不说，还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定”。

    我们知道，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轮规模浩大的县改市运动曾经席卷中国而后被叫停。当时，“苦心竭力”地把“县”字掀掉宛如甩掉一顶破帽；可以说，有相当多的县改市动作是与培育基层政权活力这一“放水养鱼”的初衷相背离的。

    有个公开数字，1949年建国那年，全国设市城市仅有136个，到1995年，这个数字升为622个，而到2000年全国设市城市已接近1000个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股盲目的县改市风潮，其背后隐藏的小算盘还相对简单些：除了拉动县域经济发展外，其不外是改市后可得一笔可观的城建费用，市比县在机构设置、职务和人员等编制安排上更宽松一些，此外，各类公职人员在工资补贴或适当调高级别上也可以得到好处。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小组负责人彭真怀等专家指出的那样，当前过多的县改为市或区，不但会造成虚假城市化，还将冲击以县制为基础的治理制度，会为中国未来发展埋下无可挽救的隐患。

    时下的中国需要的是一种冷静、客观的科学态度，不要一看到几滴水珠，就像吹成大大的泡泡；不要一碰到火星，就冲动地期待来一场燎原大火。对待“新型城镇化”和“县改市”理应树立好正确观念，更应导正好“新型城镇化”健全发展的长期且必要政策；否则，虚假的城市化沫化的风险累积到吹弹可破的地步，到时恐将付出惨痛代价，那“县改市”虚热引来的“好处”也难免不会被侵蚀殆尽！

    “城镇化”发展政策的确是当今热门，发改委等相关单位也在就城镇化规划的框架性原则及具体实施研拟方案，社会上也对如何更好地推进城镇化战略表达多元意见。笔者认为，当前，我们要积极同步推进“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进一步扩大内需，发挥合理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拉提，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力求经济稳中求进求好求优，这一总体政策方向没有错。换句话说，就是发展新型城镇化必须是科学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也理应在这政策原则框架里有效运行。

    某些地方政府对城镇化切莫错误解读，以为城镇化就是把你那城区地盘拓得大大的，搞一批新城就是城镇化。以为把农民的身份证一改，村民变市民，“城镇化率”一拉高，城镇化就可万事告吉了吗？再者，县改为市或区以后，打土地财政的心念更起，卯劲征用农民土地，以供房地产开发之用，新城镇化房地产热下，生活在城镇里的农民用何谋生？

    另外，“县改市”后，假如仅仅只有区域生产设施与生活设施等改善成绩，而县改市后的结构优化、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却形成不起来；行政区划的桎梏是打开了，可行政成本却并没有节省下来，甚至是浪费，还大大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基层的办事效率和基层的主动性也得不到激发。诸如此类的问题存在，能够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经济可持续动能吗？

    此外，改革是最大红利，推进城市化政策的社会管理体制、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劳动管理体制和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等不重点解决，不加快改革完善，不理性的蠢蠢欲动的县改市、县撤区是不是一种与新型城镇化的大目标背道而驰的错误做法与乱象呢？

    典型“政绩”型的“县改市”热潮该冷一冷啦！

    我们说，扩大内需，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县城和重点镇的确是最大潜力，但也有一点，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也在这里，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做到积极稳妥、科学有序，更关键的是体制机制层面上的改革攻坚；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绝不是一场新“造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