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李某将自制的炸弹捆绑在老板的轿车下，以发泄曾被欠薪的愤懑，所幸炸弹被及时发现并拆除。日前，李某因涉嫌爆炸罪被昌平检察院批捕。办案检察官表示，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并不少见，建议农民工通过劳动仲裁、诉讼程序等合法维权，以免从被欠薪人，变成被告人。(6月2日《新京报》)

　　欠薪固然不对，甚至可以说，是违法行为。即便如此，也不能他违法我就非法报复他，要不然，自己犯法了，害了他人不好，自己吃的亏更大更不好。你瞧瞧，这个李某偷鸡不成蚀把米，未免太不对自己负责了。应该说，这样的教训深刻，无疑值得其他农民工吸取。

　　面对这样的案例，或者说教训，想必当事检察官也深有感触，进而劝告农民工理性维权，很好很有必要。但转念一想，类似的话说的人多了，听的也多了，想必农民工不一定听得进去。

　　重要的是，该怎么讨薪，农民工人人清楚，也都知道依法维权的重要性，更不希望把自己“倒贴进去”。说穿了，如果不是被逼无奈，谁又愿意撕破脸皮，吵吵闹闹，打打杀杀?

　　跳楼讨薪、暴力讨薪、报复性讨薪等非理性讨薪不时粉墨登场，并非农民工不懂得理性维权，也并非不善于走正常程序维权，即便有不善于的也绝不会这么多。太多了，只能说明是不想理性维权罢了。

　　很显然，这有农民工自身的问题，也有更深层次的根源。说白了，非理性讨薪的主要根源还在于，走正常程序途径维权，手续繁杂，要提供多达9种证明，农民工耗不起，有的根本办不到，无形之中遭遇冷酷的制度性刁难，明显给人维权难的感觉，也就不想去碰壁，只好报复了事。

　　相反，过激讨薪，容易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欠薪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实质上，“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是某些政府部门的一贯做派。于是，效仿连锁效应一发不可收。也就不难想象欠薪屡禁不止，又往往伴随过激讨薪的根源了。

　　讽刺的是，农民工过激讨薪被绳之以法，同样的违法的老板却相安无事，明显给人“欠薪不违法”的感觉，怎能震慑无良老板，又怎能让农民工相信法律公平?

　　说来说去，不去解决这样那样的维权难问题，任凭怎么翻江倒海般劝告，都可能无济于事。唯有彻底铲除维权难顽疾，才可能避免“被欠薪人变成被告人”现象再度上演。事实上，只要彻底根治了维权难顽疾，用不着苦口婆心劝告，甚至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避免“被欠薪人变成被告人”现象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