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刘丽指出，一些已婚农民工来到城市打工，由于长期两地分居，出现了许多在不影响夫妻关系的情况下组建临时小夫妻的情况。 或许是因为感情的空缺，或许是因为生理的需要，独自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凑成的临时家庭日益增多。他们彼此寻找的方式也日渐多样化，其中舞厅和QQ是最为主要的途径。近日，《临时夫妻现状调查》公开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和舆论热议，再次将“临时夫妻”推向了风口浪尖。

　　婚姻行为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婚恋观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当下的城镇化进程中，大批农民工背井离乡，涌入城市务工，正常的生理需求普遍不能满足，“临时夫妻”渐成气候。 据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有80%的外来农民工都处于性饥渴状态。面对临时夫妻的现状，一位网友深有感触，“前两天和一位朋友聊天时，她说他们厂有近六万人，她是一个人在那里打工，晚上想去厂区转转，但到处都能看到接吻的！而且她还告诉我，在这样的环境下，时间长了，她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握得住。”

　　较大的网络规模和异质性较强的弱关系的存在，都为农民工接触各种各样的婚恋观念创造了条件，原有的观念在占据着强势地位的城市青年婚恋观的影响下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据了解，他们的婚恋观较为开放，对未婚同居和婚前性行为有了一定认同，在打工地交往恋爱、租房同居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未婚先孕”和“婚外恋”变得比较宽容。而高强度的流水线作业、相对单调的业余生活、加上开放的城市社会中所存在的诸多诱惑，往往会引发处于婚育年龄高峰的外出打工青年中较普遍存在的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现象以及生殖健康等问题。此外，两地分居的农民工，联系沟通较少，感情问题较多，成为婚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婚姻的解体不仅给家庭成员带来不幸，也随之带来了单亲家庭老人赡养难、子女抚养难、家庭失和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由于二元分割体制所造成的社会断裂，致使农民工的命运带有先赋性和自致性的悲剧色彩，在教育、医疗、社保、税费、金融乃至选举权方面遭受到种种歧视，他们的婚姻行为时常处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矛盾冲突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们渴望邂逅美丽的爱情，期望拥有现代的婚姻生活，另一方面，“边缘人”的身份地位让他们很难在城市立足，时刻受到传统的束缚和城市的遗弃。由此足见，农民工的婚恋问题正从个人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无论最终取向是在家乡“归根”还是在城市“扎根”，婚恋选择的最终结果都可能存在社会问题，理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为此，无论是政府、社会、家庭还是农民工个人，都必须积极参与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营造良好的制度空间和社会氛围，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变迁中的现代化。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就是交往规则，它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交往范围和交往内容。农民工与市民缺乏交往，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选举制度等制度的限制有直接关系。塔尔德指出，低位人从各个方面长期模仿高位人，模仿他们的思想、言语、祷告、服装、一般的生活方式，终于有一天，他们就可能在高位人心理激起这样一种感觉：原来我们两种人有权属于一个相同的社会。塔尔德的理论带给我们一个非常乐观的前景，随着交往机会的增加，农民工和市民，或农村居民和市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社会差异将逐渐缩小，原来的社会距离也将会不断缩小，直至消失。为了促进市民与农民工的融合，缩小双方的社会距离，需要“顶层设计”，要有创新的改革布局和改革战略，要对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以帮助农民工解决生活、工作和情感上的各种问题，促进农民工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