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用一本《中国在梁庄》，第一次全景式地展现了当下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态。然而，梁鸿亦发现，梁庄本身已经不是完整意义的梁庄，“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他们是梁庄隐形的在场者，梁庄的房屋，梁庄的生存，梁庄的喜怒哀乐，都因他们而起。”因此，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才是完整的乡村。这一切成为梁鸿再写《出梁庄记》的原因。

　　在《出梁庄记》中，梁鸿的笔触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从北边的内蒙古，到南边的东莞虎门，从西边的新疆，到东部的青岛、北京。通过拜访这些遍布在各大城市中打工的51位梁庄人，梁鸿让那些曾在《中国在梁庄》中隐隐绰绰的身影具体了起来。

　　抛去地域因素，梁庄的这些打工者显然是当下中国各大城市中打工者的缩影，他们大多从事最卑微、最贫贱，甚至最危险的工作。在梁鸿的笔下，我们几乎看到所有曾在报章中读过的那些零碎的社会新闻。“蹬三轮”、“富士康”、“重金属中毒”、“电话推销”、“城乡冲突”，这些词汇对于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关于梁鸿乡亲的那些故事也几乎每天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然而，说到底，这些故事和它们代表的人生，不过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或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果没有必要，我们永远也不会去真正关注发生在城中村的那些日常生活。但到了梁鸿这里，这些词汇和故事被安置到一个个有着具体姓名的人物身上，终于变成了鲜活的生命，并构成了与我们并行的一个真实的世界。无论如何，梁鸿笔下的万国大哥、万立二哥、青焕和王福姑爷等等人物，他们尽管有着强烈的“告别乡村”的欲望，但是在身份上却仍然无法跨越城乡差别这条巨大的鸿沟。

　　作为一个客观的记录者，梁鸿不是只片面地选择那些失败的打工者。在《出梁庄记》记录的那些城市中，到处都有已获成功的梁庄人。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就提到了有着神话般发财经历的韩小海，在《出梁庄记》中，梁鸿自然不会放过采访他的机会，以挖掘那个财富神话的真实面貌。但韩小海显然不会轻易地坦承自己的发财史，对于别人指责他搞传销的传言，他更是矢口否认。不过，作为从梁庄走出的群体中的一员，无论他的真实经历如何，他已经成为打工者中成功的案例。韩小海们对于外出打工的老乡，以及留在老家的乡亲，往往意味着一种矛盾的心态。对于后者来说，韩小海们代表着现实中打工者企及成功的可能性，正是他们的存在，在鼓励着一代代农村人带着改变命运的愿望外出打工；但另一方面，这些成功者无论是个性还是行为模式，大多带有极大的争议性，因此很难被其他打工者模仿，因此在群体的其它成员眼中，这些神话就包含了大量阴暗和晦涩的元素。

　　然而，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作为来自农村的打工者，他们都面临着身份的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在城镇化的冲击下，传统农业社会的瓦解令他们不得不离开乡村来到城市寻找新机会，但在城市生活中，他们却还是无法摆脱传统乡土社会的阴影。这种传统的阴影，最为明显的就是传统乡村的家族经济。第四章“内蒙古”中的“扯秧子”一节，就极为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现象。梁鸿在这节中提到的恒武和老赵，都是对于扯秧子最生动的阐释。一个人外出打工后，最后能从老家前前后后带出一百多号人，这不就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那个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以“我”为圆心，人际关系以同心圆的方式从中心一圈一圈向外扩散，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即使北京的那位千万富翁刘秀中，他为了事业决然切断了与家族的联系，但是在内心却仍“纠缠于个人恩怨和历史往事”，而他最大的满足也还是建立在同乡的逢迎和吹捧之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乡土社会在瓦解的过程中，其传统或者正借由打工者以一种特别的形式在城市和乡村中得以重生。在《社会变革和婚姻家庭变动》中，社会学家王跃生曾提到，“按一般认识，集体经济组织被取消后，家庭组织理论将有可能重新产生”。如果说，王跃生在20世纪末的这项研究中曾预言性地指出了乡土社会传统重生的可能性，那么梁鸿在《出梁庄记》中就是用自己乡亲的真实案例来证实了这个预言。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个预言的背后还附带着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变化。王跃生提到，“随着新的社会经济变化，国家政权和农民的关系将成为何种状态，至今仍未见分晓。”肇始于改革开放后的农民进城打工大潮，在30年后的今天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王跃生所提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也正逐渐清晰。在30多年的进城潮中，打工者们付出了外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但是他们也在乡村社会建立起新的权威，最终正在颠覆着乡村传统的权力结构。作为“前打工时代”最主要的两种乡村结构，宗族社会和集体社会已经瓦解，拥有了财富的打工成功者成为乡村社会中最新的权威。

　　“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在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乡村进行着博弈，它们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瓦解和重生一方面令进城的农民在心理和现实中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但同时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维持现状的决心。

　　从《中国在梁庄》到《出梁庄记》，梁鸿为我们展现了当下发生在中国乡村的“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在这样的变局下，正是那些打工者的观念和经历，在重新构建着新的乡村生活和观念。他们是现代化冲击从城市向农村蔓延的中介，同时也是现代化在农村的诠释者。但是，身份上的尴尬和困境，令他们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只能是现代化的被动接受者，却无法主动参与其中。于是，无论是打工者本身，还是他们带动变革的乡村社会，都在滑向一种病态，这种病态被梁鸿类比为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笔下的“呼愁”——一种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

　　我们必须要质疑“乡土中国正在终结”的结论，必须要质疑“陌生人式”的城市文化模式对“熟人式”的乡土文化模式的简单替代，必须要质疑现代性是不是就是简单地让“村庄变为城市”。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古老国度来说，真正的“中国梦”显然并不是简单地在古老的土地上规划和建造起整齐划一的新楼房、新城镇，在我们的乡土传统中“努力去开掘新的、但又不脱离自我的生存之道”，或者才能挥去笼罩在乡村上空的沉重“呼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