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待用快餐”需要得到各方的呵护、协力与配合。这既是更好推广“待用快餐”的必要条件，也是培育“待用电影票”、“待用饮料”、“待用书籍”等更多种类“待用慈善”的前提环境。

    4月12日，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在微博中发起“待用快餐”公益活动。截至17日，已有15家全国各地的餐馆加入到“待用快餐”公益活动中。仅在西安，陈里一人就买了15份“待用快餐”。但遗憾的是，对于“待用快餐”咨询认买的人多、认领的人却很少，郑州首家“待用快餐”爱心餐厅提供给流浪者、低保户等困难群体的50份免费快餐一份都没送出。（4月19日《京华时报》）

    说来惭愧，尽管身在媒体，每天接触大量信息，但在看到这则新闻之前，我却压根没听说过有“待用快餐”这回事。这样的情况不独发生在我一人身上，询问身边的同事朋友，除个别长期关注公益的有所耳闻外，大多不清楚“待用快餐”究竟为何物？这或许能够部分解释为什么在一些城市，“待用快餐”无人认领。毕竟，这种“无功受禄”、“伸手吃白食”的做法，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在缺乏足够舆论宣传引导的情况下，很少有人会主动厚着脸上门询问、讨要“待用快餐”。

    对于“待用快餐”起步阶段的推广遇冷，公众舆论需过度悲观。应该看到，作为一种新的慈善模式，“待用快餐”之所以越来越被重视、推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解决了受赠者的自尊呵护问题。和一些面对面的公益活动不同，“待用快餐”的捐、受双方由于彼此并不见面，从而避免了受助者“物质获益、精神受伤”的情况。难怪不少人评价“待用快餐”“传递的不只是爱，还有信任和尊严”。有理由相信，随着公共知晓度和公众接受度的提高，“待用快餐”贫困群体“免费午餐”的作用将逐步凸显。

    至于现阶段，首先，相关组织、推广机构有必要加强“待用快餐”的宣传力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扩大“待用快餐”的知晓度，告诉有需要的贫困人群：领取由他人埋单的“待用快餐”并不是件丢脸的事，相反，它是社会爱心和“正能量”的体现，帮助他们克服文化心理上的障碍；另一方面，相关餐厅、饭馆应在门口或显要处贴出“待用快餐”认领标识，以帮助有需要者辨别、认领，减少他们上门询问、遭遇尴尬的几率。

    其次，餐饮企业、新闻媒体应学会对认领者保持必要的尊重。这种尊重既体现在餐厅服务人员的言行举止上，也反映在对认领者隐私的保护方面。尤其是后者，如果媒体记者仍像过去那样，扛着传递“正能量”的旗号大肆、过度曝光捐、受细节，甚至蹲点采访“领取‘待用快餐’第一人”，无疑是对“待用快餐”捐、受分离、保护受助者自尊心机制善意的误读，势必大大影响困难群体的认领积极性，以及该项公益行为的普及推广。

    总之，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待用快餐”需要得到各方的呵护、协力与配合。这既是更好推广“待用快餐”的必要条件，也是培育“待用电影票”、“待用饮料”、“待用书籍”等更多种类“待用慈善”的前提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