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认为：城镇化是一个变量，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要注意吸收过去的经验教训，尤其要从吸取过去的国家工业化高度注重物理外观指标而轻视权利、轻人际关系指标的教训 

　　城市化有好多纬度，一个纬度是物理外观上的，就是国土上冒出了更多的城市，冒出了更多的地表性的建筑，冒出了更多高楼大厦，需要有更密集的基础设施支撑这个高密度的经济活动，生活和生产。这是城市化的纬度，一提到城市化就很容易想到这个外观。但是，城市化还有一个纬度，就是非常抽象的社会权利方面的变化。为什么总的趋势是往城市走呢？因为人们聚到一起，需求集中以后，分工程度可以提高，收入创造的水平可以提高，这是城市吸引人的地方。城市化一定要冲破原来的很多社会权利方面的障碍，如不让流动，就没有城市化，如果人生依附关系充斥了社会，就不可能有城市化，城市化就是有权利对较高的生活做出反应，有权利流动，有权利创业，有权利居住，有权利工作。对这一城市纬度更应该关注。 

　　从整体看，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非常迅速，原因就是经济自由增加，1978年不到19%的城镇化率，现在增加到51%，这也说明经济改革扩大了经济自由，扩大了流动，扩大了社会普通成员对经济机会做反应的活动空间。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们的城市化还处于很落后的水平，51%的城镇化率，大概也就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日本1955年的水平。原来以为到了80%城市化率就到顶了，现在看来不一定。可能还有更高的城市化水平。从这个方向上看，中国未来的10年、20年间一定会有一个较大的机会。我们容易从物理外观看城市化，不容易从社会层面即权利的界定、权利的协调层面看城市化。这样可能出现偏差，所以，我们展望未来10年的时候，既要看到机会，也要看到可能有偏差。 

　　这就要提到中国工业化的教训。工业化是我们曾经的一个主导型的经济建设的口号，对工业我们非常容易注意它的物理外观，比如所有工业当中，钢是最重要的，搞大跃进，制定了一个高目标，完不成目标怎么办？就搞群众运动。因为只注意物理外观，不注意经济关系，没有注意钢的需求和别的需求之间有一个协调关系，炼钢跟各种要素的供给之间有一个协调关系，只管强力去推，最后结果是事与愿违。所以，1958年的大跃进是失败的，财政补贴最后是靠发票子解决的，引起了当时计划经济时代的隐性通胀。 

　　中国的工业化是有成就的，基本建立了一个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是，代价太大，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太少。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工业体系容易让人看得很清楚，所以用计划，用行政强制去做，最后的效果不太好。比如说，当年国家搞的定点厂，现在有几个还在市场上生存？而现在活得挺好的海尔、美的，都不是计划定出来的，是从市场打出来的。再来说城市化，城市建错了，损失会很大。20世纪80年代的城镇化是怎么起来的？就是允许农民进城，当时户口、粮食还是城乡二元体系，房子也不能随便住，也不能随便创业，于是农民进城，没有粮食就背粮食去，自带口粮到城镇务工。流动配套的整体不健全，人可以流动，但是不能成为城市居民，看病、子女上学，都是很大的问题。现在即便有一定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但这个保障水平很低，还不能流动，人一流动，跑到外头去打工，那一点医疗费还要新年带回家乡报销。这些问题不解决，光推进物理外观的城市化就有问题。工业化是一个追赶，有后发优势但不能忽略权利，我们的工业化是通过再工业化消化掉了，通过产业重组、工人流动等等，形成新的工业竞争力，这个过程现在还在进行。但是，我们城市化将来会不会要再城市化呢？能不能不要让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沟坎像工业化、再工业化变成一个巨大的资源的投入过程，投入出错再纠错，能不能从改革以后的再工业化当中吸取一点营养，以便让正在展开的城市化健康一点儿地发展。 

　　再工业化有一个很重要的的因素就是民营工业起来了，民营工业起来，整个工业面貌就不同了，城市化当中民间的力量起什么作用？能不能有民办城市？谁也没有想象可以民办城市，在中国的城市化下阶段中，能不能增加民办的因素？能不能在城市的设立，城市的规划，城市的建设当中除了行政力量，再增加民办的自发力量的参与？我认为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因为中国这些年城镇化的经验当中，这些苗头已经有了，我们看过很多工业园区，城市的开发园区大量是官办，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民办的，也有办得非常好的。我们现在整个主导的概念还是一个功能区的概念，这种城市模式密集度一定出问题。现在市场当中的开发模式，要先突破这种界限。 

　　城市化应该提炼出政策元素，提炼出立法元素，就是要从增加注重物理外观的城市化，转到体制、机制，转到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转到用法制来维护这些自由权利，增加我们城市化过程当中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公正。现在政府主导的土地城市化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为什么很多干部被拖下水，就是权力设置得太多，应该从基本产权入手，政府统一这个秩序，抽取适当的税收，政府不能自己带着强制力冲进市场拿地，乐此不疲，这会扭曲我们国家政权的性质，当巨大利益掌握在政府机构手里时，是腐败越反越严重的根源。一定要有一个系统的考虑，有一个体制性、制度性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东抓一个案子，西抓一个案子。 

　　城镇化是一个变量，在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要注意吸收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尤其要从吸取过去的国家工业化高度注重物理外观的指标而轻视权利、轻人际关系指标的教训，来保证未来展开的城市化能够促进现代化的发展，能够提高城乡人民的共同富裕的水平，能够让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有一个更好的安排！（本刊记者井华报道，井华 常枫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