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枪匹马”到“拖家带口”

　　经历7年多的留守生活后，刘银花终于带着孩子来到深圳与丈夫团聚。因为一方面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她可以“解放”出来在深圳找份工作为家庭增加收入；同时，深圳取消借读费的政策也让孩子可以免费随父母就读。算过这笔账后，刘银花一家三口从江西农村“迁徙”到了深圳。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前以就业为目的的男性农民工“单枪匹马”式的流动渐渐向“拖家带口”式的定居性流动转变。而这种流动首先体现在工作年限长、收入稳定的农民工群体中。

　　33岁的申明启来自山东菏泽，在深圳打拼已有10年，现在他已从普通员工晋升为工厂里的中高层领导，可以领到住房补贴，每个月的收入在5000元以上。如今，父母、老婆、孩子和兄弟姐妹都来了深圳。

　　尽管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但这些农民工“移民”的意愿仍然非常强烈。申明启说，他不想再回到菏泽老家，因为那里已经没有他的事业，而且“一家人能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家庭化移民是目前农民工迁移的总体模式，在深圳、东莞等农民工聚集地，甚至可以看到整个村子都复制过来的群落，形成一个亚农村社会生活圈子。农民工在其中可以找到熟悉因素，彼此间有照应，例如一时没有工作的时候不用担心没有饭吃，没有房子住，还有直接的工作信息交流，这样降低了他们在大城市生活的成本。

　　房子和孩子，“新移民”安居城市越不过的坎

　　曾为城市繁荣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当他们有了移民定居的诉求时，城市当然不能抛弃他们，而是应该创造条件、想方设法接纳他们。然而，安置如此庞大的群体，涉及户籍、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方方面面，客观上必然给城市资源供给带来压力，给城市公共管理带来挑战。

　　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家庭化”流动客观上给农民工居住形态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调查显示，在浙江，农民工中居住在出租房屋和单位内部宿舍的比例逐年增加，并且已占农民工总数的86．37％。上海市近些年的流动人口中，大约有10％的人口稳定居住在城市中。

　　然而，这些“蜗居”在城市的农民工往往是一套公寓几家人住。在广州的城中村或城乡接合部的出租屋内，记者发现三四十平方米的房子常常是两户农民工家庭“拼”住，一户住里屋，一户住客厅，厨房、卫生间公用。

　　近十多年来，尽管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逐年增加，但是还是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面对高昂的房价，大多数农民工对在城市买房几乎是“不敢想的”。申明启说，深圳的高房价是他留下来最大的障碍。其次，就是孩子的教育。

　　目前，只有深圳、上海等极少数城市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孩子的借读费，包括广州在内的大多数城市都为农民工子女入学人为地设限。在广州打工15年的贺先生也计划与老婆、孩子留在广州生活。最令他发愁的是儿子的上学问题。

　　贺先生告诉记者，之前看到报纸说广州会对外来工子女取消借读费，以为儿子上学可以免费了。后来才知道外来工没有一定的学历和职称是享受不到的，只好老老实实交借读费，然而，这笔开支对于家庭月收入不足2000元的他来讲，“真是交不起！”

　　即使在取消了借读费的深圳，由于受高考必须回原籍的政策限制，很多农民工不得不在子女读完小学后将其送回老家读初中。刘银花说，孩子初中一定要在家里读，因为考试制度的户籍限制，孩子必须回到户口所在地考试，两地的教育体制和内容都不一样，她担心会耽误孩子。“如果孩子的户口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全家只能选择五年后离开深圳。”

　　根据广东省政协专题调研组的调研报告，广东外来工子女以每年27万至30万人的速度在增长，总数及增幅均居全国首位。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全国“两会”上表示，仅东莞一个市，每年要解决5万外来工子女的上学问题，财政上就要投入15亿元。

　　如何让流动而来的农民工变成名符其实的城里人？

　　中国研究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说，尽管农民工进城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部分，但他们往往只是城市的边缘人，长期保持流动人口的特征。这种现象对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对社会的稳定，都十分不利。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不仅是建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更重要的是以人为本，使更多进城务工农民真正变为城市居民。

　　在全国“两会”上，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表示，广东已经计划每年解决60多万农民工在城市永久性居住的问题。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表示，农民工流动特征的变化正在释放一个信号，农民工成为城里人的主观意愿已经具备，需要政府和社会创造必要的客观条件来实现这个转变。这些扎根于城市的“新市民”将进一步拉动消费，创造价值，成为城市持续发展和繁荣的稳固力量。

　　刘开明说，建设公共廉租房是解决农民工家庭住房问题最现实的办法。在这个方面，政府要有勇气突破。2009年年底，深圳农民工大量退保，拿走自己投保的那一部分后，社保剩余资金估计有20个亿，这20个亿原来取之于民，现在就应用之于民，在各个工业区内建设一批廉价福利廉租房。从调研的情况来看，低廉的租金能够维持各方的平衡，政府、企业的负担不至于过重，农民工也能拿得出来，并有一个较好的安身之所。

　　对于已取消借读费、实现外来工子女免费义务教育的城市，也只是迈出了教育公平的第一步，接下来如何保证他们真正享受优质教育，更是当地政府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题。不少专家建议，为消除地方政府顾虑，国家应建立义务教育经费省级统筹机制，实现省市之间的义务教育经费划拨。同时，可建立学籍信息平台，实施按学籍而非户籍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义务教育经费可随学籍走，学生可凭学籍证在各地求学、升学等。

　　放开户籍，让农民工转变身份并不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刘开明认为，农民工是一个经济理性的群体，城市越大机会越多，但是不代表放开户籍就一定会在大都市扎根，他们一定会选择一个住得起，生活得起，孩子上学有利的地方“落地”，所以，放开户籍不等于就没有了流动性，只是这样流动最后会归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