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陈占祥，中国城市规划专家。毕生致力于提高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水平，在勤奋读书和不断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外经验，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规划内容及方法，使我国在城市规划“走向世界”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在英、美等国享有重大声誉。1950年他和梁思成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梁陈方案”立足于对北京城市现状的充分认识，以科学发展为基础，与突出政治的苏联专家的方案大相径庭，被否决乃至遭到批判。“梁陈方案”夭折后,梁思成曾痛心疾首地说：“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今天，正是这无可挽回的懊悔，唤起了人们对先贤的缅怀。值陈占祥先生逝世12周年之际，本刊发表新华社记者王军先生的《怀念陈占祥先生》、陈占祥之女陈榆庆女士《我的父亲》两篇文章寄托我们对先生的哀思。

    2001年3月，我动笔写《城记》一书，有个问题想请教陈占祥先生，打电话过去，得知先生刚刚过世。

    4月6日上午10时，到八宝山参加陈占祥先生追悼会，见灵堂之上高悬周干峙先生书写的挽联：“惜哉，西学中用，开启规划之先河，先知而鲜为人知；痛哉，历经苦难，敬业无怨之高士，高见之难合众见。”

     与陈占祥先生同龄、85岁的郑孝燮先生来了，他对我说：“过些日子，建筑界就要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00周年，我刚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没想到在这个时候，陈占祥先生去世了。”

    2001年3月22日，陈占祥因病与世长辞。提起他，人们总会想到当年曾与他一道为理想而奋斗的梁思成。1950年2月，梁思成与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建议在北京元明清古城的西侧，建设中央行政区，以使“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并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

    陈占祥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师从著名城市规划学家阿伯克隆比爵士，参加完成英国南部3个城市的区域规划，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会员。归国后，1947年，他在上海，针对欧洲大城市功能越是过度集中，遭到的破坏越大的情况，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建议。

    “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这是1949年9月梁思成在写给当时的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的信中，对陈占祥作出的评价。梁力荐陈参加首都建设。

    后来，这两位学者提出建设北京的建议，未被接受。1957年，陈占祥被划为右派，下放到京郊劳动改造，后回到设计院，只能做一些翻译和资料工作。1979年，陈占祥得到平反，担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

    追悼会上，见林洙女士，她刚告别了陈占祥先生，就要去骨灰堂悼梁思成先生，她说：“想起他们俩就太难过了。陈占祥这样有才华，却受那么大的委屈，被埋没了那么长时间，真让人伤心啊！”

     从八宝山途经南礼士路复印《陈占祥生平》。复印员大惊：“我跟他太熟悉了！”原来，这位中年男子曾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资料室工作，是1974年去的，与陈占祥先生共事过几年。他说：“陈占祥太有学问了。话不多，烟抽得很厉害，人很瘦。老先生特别有精神，一看就是有大学问的。”他很难过，坚决不收我的复印费。

    加上这最后的告别，我与陈占祥先生仅见过三次面。前两次，一是在1994年3月2日，我就“梁陈方案”问题登门采访；二是在1995年1月13日，在首都建筑设计汇报展的一次座谈会上，我看到陈先生被儿子搀扶着，步履蹒跚地来了，并作了一次发言。遗憾的是，他的宁波口音太重了，包括我在内，现场有很多人听不清楚，只是觉得他很激动。

     陈占祥先生在世时肯定记不住我的名字，如果我能给他留下些印象的话，就是他或许会记得，曾有一位年轻记者，向他打听过“梁陈方案”的往事。

    陈先生生前未能看到我写下的文字，作为一名采访者，我万分愧疚。现在想起来，可能我是少有的就“梁陈方案”问题对他细加访谈的记者，他确实快被这个世界遗忘了，虽然当年他与梁思成的努力，使北京城的命运获得了一种可能的选择。那时，他正值韶华，激情澎湃。可是，生命的火焰未来得及绽放，就被政治风云吞没了。

    在撰写《城记》一书时，我深感陈占祥先生是那么用心地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虽然在那个时候，他面对的尚是一个无知的青年。回想起来，我总有这样的感受，也许这样的机会对他来说确实太少，所以他要一次讲清楚。

     我得识陈占祥先生，缘于梁从诫先生。1993年底，梁从诫先生告诉我陈先生还健在，退休前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后来，我拨114，问得研究院的电话，再拨过去，问得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的宁波口音确实浓重，他告诉我他的住处，反复了好几次我才听明白。一大早我就去了，陈先生在家穿西装打领带迎我，怕我听他讲话吃力，将长子陈衍庆教授招来作“翻译”。

    我与陈先生面对面坐着聊着，他不时看着窗外，神情凄然。他落了两次泪，一次是含泪说：“关键是我们要自己来设计我们自己的城市，不要外国人来插手，这不是排外，这是国家主权问题。”后来又谈到北京吉祥戏院被拆除，眼中又是泪花闪动。

    陈先生的夫人有些怕了，劝他说话把握分寸。祸从口出曾使一家人22年抬不起头。陈先生却倔强道：“你不要管，有什么不能说的！”

    后来我得知，陈先生去世前，长年瘫卧在床，几不能语。因从小所受教育之故，他是英文思维，当年写检查，底稿用英文打，病重之际，与谈英文，尚能知一二。

    “陈占祥那派头特像海外华侨，每次见到他，我总是和他开玩笑，要跟他换美元！”单士元老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人称单老“国宝”，单老自称“活宝”。他说：“华侨像西瓜，皮是绿的，心是红的！”

    陈先生与单老都揣着一颗滚烫的中国心。单老1998年逝世，享年91岁。他们带走的是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