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经济、社会、自然和个人的协调发展，仅仅追求城市化率的提高和城市空间的扩张是一种伪城市化。

　　天刚蒙蒙亮，家住墨西哥城东郊伊斯塔帕拉帕区的华雷斯老太太就起了床。她一手提起一个水桶，一手撩开挂在门口的破布帘，扭着肥胖的身躯出门去几百米外打井水。她要在女婿出门做买卖前，给一家人烤上几张玉米饼做早餐。在华雷斯老太太的身后，是一家八口人居住了十几年的家——一间只有30平方米的小木屋。

　　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墨西哥全国人口超过1.12亿，其中有2200万人居住在首都墨西哥城，而这其中又有1000多万人生活在墨西哥城的卫星城，像华雷斯这样的贫穷人家在卫星城中有成千上万，形成了一片片的贫民窟。

　　这些贫民窟在诉说着拉美城市化的畸形故事。

进城的农民

　　驱车行驶在墨西哥城的中心高速大道上，两边山头上密集地布满了各色小破屋子，有用木头搭建的，也有用废弃铁皮和石头堆垒的。那便是这个世界特大城市中“被遗忘的角落”，有人称其为“城市之癌”的一片片贫民窟。

　　这里是墨西哥城最贫穷也是最危险的区域，抢劫频发。出发采访前，同行的当地雇员要求记者换上旧衣服，不佩戴首饰，也不准携带提包。

　　伊斯塔帕拉帕区是墨西哥城著名的贫民窟，走进这里，扬起的阵阵尘土和映入眼帘的满目疮痍之感，让记者有置身地震后的废墟中的感觉。

　　阿波罗尼亚·华雷斯一家人居住在一片大约由100多座非法搭建的简易房屋形成的贫民社区内。这里的房屋大多由木片搭成，有的甚至用厚纸板拼成，很多家根本没有门，只在门口挂了一个布帘，或者干脆什么遮挡也没有。由于过于密集，这些小破屋子远看像一群衣衫褴褛抱团取暖的乞丐。

　　记者见到华雷斯老人时，她正和女儿坐在木屋里做秀活。屋内有两张简易的床、一张桌子和一个炉子，这便是现年70岁的华雷斯和女儿女婿，以及5个外孙子女的全部家当。华雷斯一家主要靠她的女婿在城里做小买卖供养，她和女儿奥利维娅也会帮人做些活计，补贴家用，全家每月的收入不过2000比索（约合1100元人民币）。

　　华雷斯一家1995年从墨西哥东部瓦哈卡州农村搬到墨西哥城郊。她告诉记者，她家以前在农村种植咖啡，但由于咖啡价格太低，无法养活家人，才搬到墨西哥城讨生活。“卖咖啡得来的钱很少，每公斤也就是3比索或者2.5比索，这些钱能干什么呢？我们也不能整天都干这个活儿，我们得挣钱吃饭。”华雷斯说。

　　像华雷斯这样的农民为何进入城市？市长安赫尔·曼塞拉认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墨西哥发展的黄金时期，墨西哥城的建设也进入爆炸性扩展阶段，大量新建的工厂吸引了来自周边地区的农村人口，但这些人没有足够的钱在市中心买房子，也无法享受到市区居民在购房贷款等方面的福利，因此他们只能在城市外围租住简陋的房子，或在空地上私自搭建栖身之所。

　　墨西哥城城市发展局局长西蒙·诺伊曼也承认，贫民窟的出现与城镇化速度过快，工业部门无力吸收多余劳动力有关。他说：“很多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人口到墨西哥城后，只能从事对技能要求较低的工作，如家政服务和建筑装修等。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许多人被挤压到城市边缘，形成了贫民窟。”

沦落的市民

　　在另一片著名的贫民窟伊塔布拉卡街区，《环球》杂志记者刚一走进去便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路面上人迹罕至，路边有几个奇装异服的无业青年聚在一起，不停地打量着我们这几个外来的人。

　　贾维诺是居住在伊塔布拉卡的轧铁工人，他家共有十口人，居住在三间土房里。他的轧铁生意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但生意好的时候仅够一家人糊口，生意不好的时候可能整个月一分钱收入也没有。虽然这个区有自来水系统，但他们一家人平时用水主要靠取井水，因为使用自来水必须先一次性缴纳280比索（约合154元人民币）服务费。

　　贾维诺说，他是土生土长的墨西哥城人，以前虽然住在贫民窟，但日子还算太平。“后来，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来到这里，犯罪率开始提升，抢劫的发生率非常高。”他说，“我们这里仅有一个警察，根本起不了多少作用。”

　　还有一些原来居住在市中心的墨西哥城市民，也失去了原来的住所迁移到了贫民窟。原因是墨西哥政府为加快城市建设，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嫌他们“碍眼”，用少许补偿将他们赶到了城郊。

区分贫富，看有没有伞

　　2010年，并非是新闻热点地区的墨西哥突然成为世界的焦点。那一年，墨西哥电信巨子卡洛斯·斯利姆·埃卢击败了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成为《福布斯》评选出的世界富豪榜单第一名，这也是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首富。

　　斯利姆的殊荣给墨西哥带来了骄傲，也激起了民愤。在墨西哥这样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斯利姆的“一枝独秀”显得有些刺眼。不少人戏谑他为“穷国走出的世界首富”。

　　如果你是一个墨西哥人，那就意味着你几乎每天都得给斯利姆送钱。就连记者这个外国人，也生活在他的阴影下。斯利姆庞大的商业帝国涉及零售业、电信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等，牢牢地把持着墨西哥各行各业的市场。

　　一次，记者陪当地朋友亚历杭德拉去购物，在她排队等待付钱的时候，去旁边的咖啡馆买了杯咖啡，又打了一个电话。亚历杭德拉说：“你不是想知道斯利姆在墨西哥的势力有多大吗？刚才你去斯利姆开的餐厅买了咖啡，打电话意味着你接受了斯利姆电信公司提供的服务，我新买的这个背包是斯利姆投资的厂商生产的，甚至于，我们所在的这家百货店也是斯利姆开的。”

　　然而，在墨西哥，除了斯利姆，还生活着这么一群人。他们或是每天装扮成小丑，站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卖艺，然后乞求坐在轿车里的先生小姐施舍几个零钱；或是走街串巷，喊着“面包、面包”，手提篮子沿街叫卖；或是灰头土脸地在市中心摆一个摊，出售那些看上去永远都不会卖出去的手工艺品……

　　当斯利姆每天可以挣2700万美元时，墨西哥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每天收入在2美元以下。据来自墨西哥国家统计地理局社会人口统计部门的数字显示，仅在墨西哥城，就有大约15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

　　在墨西哥城，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分出穷人和富人。这座高原城市每年分为干季和雨季，每到雨季便会绵绵细雨不绝。而在墨西哥，雨伞是价值不菲的商品，一把普通的伞在商店里要卖到300比索（约合165元人民币）。因此，在雨中的墨城街头，西装革履的“金领”“白领”们撑着伞，快步走进车里，而穷人们往往冒雨前行，甚至手还插在口袋里，一副习以为常的模样。

拉美为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贫民窟、买不起雨伞的穷人，世界首富……作为一个超大城市，墨西哥城的城市病还表现在很多方面。

　　交通拥堵——根据美国IBM发布的2011年“全球通勤痛苦指数”，墨西哥城位居全球首位，在这里人均每天堵在路上的时间超过2小时；空气污染——墨西哥城也一度被评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每年10月到来年1月是墨西哥城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空气质量较差；“垃圾围城”——这里只有6%的垃圾得到回收利用，其他的则被掩埋处理……

　　墨西哥城和许多拉美国家一样，在上世纪50、60年代全面推进工业化代，经济突飞猛进，到70、80年代就实现了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并成功突破“贫困陷阱”，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但随后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学者们分析指出，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大致是相同的。一是没能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大力发展本国工业，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工业生产成倍增长。但是，这种自给自足、大而全的发展模式，不仅极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而且失去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结果是，拉美错过了上世纪50年代至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带来的机遇，经济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急转直下。

　　二是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出现了过度城市化和首位城市的过度膨胀现象，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给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诸多阻碍。拉美国家依托工业化强大的推力，城市化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城市化率由1950年的41.6%提高到1990年的72%，与发达国家的比重相当。

　　2000年，拉美的城市化率进一步上升到78%，阿根廷为89.6%，巴西为79.9%，墨西哥为75.4%，乌拉圭为93.7%，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等跻身于世界级超大城市的行列。

　　但由于城市化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脱节，大大超过了工业化速度，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农业衰败、乡村凋敝，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失业率高企，城市用地紧张，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环境污染严重，社会治安恶化。

　　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另一个不良结果是，大量的失地农民的失业，造成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加剧。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仍高达0.64。拉美国家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的拉动力减弱，产业结构转型失败，对经济持续发展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今天，很多人意识到，墨西哥城市化的过程中，片面注重了空间的扩张而忽略了人的城市化。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城市化是经济、社会、自然和个人的协调发展，仅仅追求城市化率的提高和城市空间的扩张是一种伪城市化。

　　在墨西哥，每个在城市底层苦苦打拼的穷人都有一个城市梦，但是，当他们闻了一天的汽车尾气和垃圾臭味，回到位于贫民窟的小木屋里时，也许不禁要问：“城市，你到底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