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的大背景下，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但不能在城市里面呆下去，导致农民工“过早”地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农民工早退”。农民工早退是导致“民工荒悖论”，即民工荒现象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的重要原因。农民工早退说明，民工荒现象不能单纯地用人口红利枯竭来解释，尽管总量渐趋下降，但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仍然没有到位。

       关于农民工早退的调查

       围绕着农民工早退的问题，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CDI）各研究课题组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包括：2012年度重庆市巫溪县中年农民工流向调查（周林，以下简称为巫溪调查），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39份；2012年度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来深建设者公共服务需求调查（李津逵，简称为大浪调查），问卷50份，回收48份，并进行了个案访谈；2010年度福建省泉州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现状调查，在传统制造企业发放问卷400份（王梅，简称为泉州调查），有效问卷318份。综合有关调查，主要结论如下：

       1、农民工认为留在城市的主要问题是收入低。在对泉州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中，认为在城市发展的阻碍因素列第一位，占18%；在深圳大浪农民工调查中，将收入偏低列为目前最大的困扰的占51%；在重庆巫溪的调查中，有43%离开制造业的农民工将工资待遇低列为主要原因。

       2、短工化趋势明显。在重庆市巫溪县中年农民工调查中，在工厂工作时间在三年以内的，占41.3%；3-5年之间的，约占30.4%；5-10年之间的，约占19.6%；超过10年以上的，约占8.7%。在泉州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调查中，在目前岗位上，有36%的对象工作时间不到1年，有31.8%的对象工作时间为1-2年，有29.2%的对象工作时间达到3-5年，只有3%的调查对象达到5年以上。

       3、返乡农民工呈现的农村非充分就业状态。重庆巫溪县中年农民工调查显示，139名有工厂经历的农民工，119人已离开工厂，其中46人返回老家,占33.1%。还有73人仍在城市从事其他行业。回到老家后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做小生意、务农、照顾老人孩子等。 调查还显示，63%的人未来不计划再次外出务工，21.7%的人计划在安顿好家庭后再次外出。

       4、农民工平均年龄低。根据五普和六普的资料，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低于相应年份的全国平均情况，以及城镇、乡村的平均劳动力年龄，说明农民工工作年限较短。41-50岁及51岁以上两个年龄段外出务工人员的占比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40岁是农民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临界年龄。 从安徽省的情况看，外出人口年龄构成中，20-24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比最高，而40-44岁年龄的占比出现明显下降。

       关于农民工早退的原因

       农民工早退，既有推力，又有拉力。从推力来看，对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不足降低了城市的吸引力，也使得农民工难以在城市立足。从拉力来看，农村一系列变化，包括农业收入、土地增值、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网络，增强了对农民工的拉力。

       1、农民工早退的原因之一：农民工与市民的福利差别。农民工与市民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子女教育、就业服务、住房保障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巨大差距；依附于户籍制度的福利制度设计；区域间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公共服务属地化投入受到地方财政制约。

       2、农民工早退的原因之二：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不能适应城市的需要。农民工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人数超过75%的比例； 企业注重短期效应致使职业培训投入不足； 农村的职业教育投入低； 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不到位。

       3、农民工早退的原因之三：农村对农民工的拉力。农业收入在不断的增加，一方面来自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一方面来自农产品价格的提高； 新农村建设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得耕地所对应的价值量快速的增加，农村制度性收入增加；快速城市化使得土地收益预期不断增加；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化体制，使得农民工存在退回农村的选择权。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使得中国没有出现拉美的“贫民窟”现象。

       4、农民工早退的原因之四：沿海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一部分农民工退出城市。一方面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向我国的沿海地区转移，另一方面，我国沿海地区尤其中心城市的产业加速向其周边及中西部转移，我国沿海中心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事实并正在加快进行。农民工由于长期从事低端劳动，缺少时间和物质保障提升自身素质，出现城市产业发展和农民工素质的不匹配性，因而引发农民工过早退出沿海城市劳动力市场

       从教育入手解决农民工早退问题

 解决农民工早退问题的核心是逐步落实农民工在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同时避免落入“福利陷阱”。 

       我们建议从教育入手实现均等化，提高中央教育经费投入的分担比重。 对于年龄偏大农民工，主要解决子女在城市的教育问题。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重点帮助在职劳动者提高技术知识和技能。 

        教育入手，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加坡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发展资本密集型、高附加值的产业，但严重缺少“灰领”劳动力。新加坡政府从70年代末开始设立技能发展基金(SDF)，加大对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投入。1983年开始推行技能培训基础教育(BEST)计划，1986年推行单元技能培训(MOST)计划，都是为了帮助在职劳动者提高技术知识和技能。新加坡通过职业培训和自我培养，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足够的高素质的技术工人，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