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与城市化
    城市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2011年12月，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标志着我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伴随着农村的城市化，像环境污染、生态、就业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也摆在了大家面前。
    客行天下，四海为家，客家人是始终与迁徙为伴的，“客家”这个名字也是因此而来。客家和汉族人有同一个祖先。客家民系大约形成于五代至宋代初期，地域为今天的赣南、粤东、闽西三省的交界地带，如今的客家人则分布在祖国的多个省市和区域。一千多年前，他们从中原地区经历了六次迁徙，分别到达了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及港澳台地区，还有一些客家人远涉重洋，到了海外定居。目前全球共有1.2亿客家人。那么，中国境内的客家人目前都居住在哪里？他们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在城市化进程中，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怀揣着种种疑问，我们带着两台高清摄像机，沿着客家先民迁徙的路线，踏上了寻访之旅。

用影像记录客家乡村的城市化进程
    加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客家足迹行》摄制组，我们来到了福建省龙岩市下属的两个纯客家县连城县和长汀县。整个拍摄周期历时18天，我们的足迹也遍布了十多个客家乡镇，希望用影像记录下客家的城市化进程。

客家民间艺术的传承
    客家音乐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轨迹,而客家人作为汉民族中一个庞大的群体,自然将客家音乐传入到各个地区，并形成不同的特色。
    我们来到了有50万客家人的长汀县。当地盛行的歌舞和曲艺表演有十番音乐、公嬷吹、九连环、划旱船等许多种。八月底我们到达时，见到了长汀县大同镇最活跃的两支农民表演队之一。当时正是农闲时分，大家却开始忙碌起来。她们为我们表演了客家传统的歌舞九连环。这种起源于中原地区的歌舞主要表现男女爱情和喜庆吉祥，队形变化新颖。
    领舞的罗美萍今年45岁，她告诉我们，大同镇像她们这样的表演队有两支，演员的年龄都在40岁以上，但还是对客家歌舞痴心不改。这个表演队共有八个人，其中就有两对是夫妻。大家以这种妇唱夫随的方式，结伴参加表演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在九连环节目中演唱的张玉玉今年41岁，她介绍说，她们平时表演的曲目远不止九连环这一种。每年从大年二一直到正月十九，她们一天要跑好几个场次。眼下的农历八月份，她们又要到农村去演出“划旱船”等传统剧种。利用大半年的农闲时间到乡村和农家去演出，她们每个人一天能挣到一百多块钱。没有演出的时候，丈夫去建筑工地打工，她们就在家里照顾老人孩子，这样的生活，大家感到很满足。
    45岁的童小雄是这个农民表演队的文艺队长，他既能编剧还能演出和伴奏，是台前幕后样样精通的“才子”。正是因为他，这支表演队才能不断表演新的剧目，让长汀县众多喜爱民间艺术的客家人一饱眼福和耳福。以前的九连环是用客家话演唱，为了让大家都听得懂，近几年已经演变成普通话了。
    在长汀县大同镇，我们还有幸见到了吹茶壶的沈金哩和国家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公嬷吹”的表演者刘秋林，他们都是40出头的中年人，显得精明能干。当地人介绍，他们掌握的都是独门绝技，目前在整个龙岩市，掌握这些技能的人寥寥无几，算得上是当地民间艺人中的宝贝。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们发现，随着长汀县城市化的进程，大部分的农民演员都不再以务农作为唯一的维生手段。有演出时，他们积极参与，没有演出时，他们会通过做生意或其它方式来补贴家用。
    刘秋林告诉我们，他今年45岁了，8岁跟随父亲学艺，已经从事民间艺术表演37年。他说，自己对传统乐器和客家民间音乐有着一份独特的感情，每天吹奏的公吹，就是自己亲手制作的。在刘秋林家里，我们还见到了他保存多年的专门用来制作“公嬷吹”的木料。
    从前年开始，刘秋林把自己独特的“公嬷吹”技巧传给了刚满20岁的侄子，希望这个年轻人能把家族中祖传的手艺传承下去。
    在长汀县，我们还听说有一位75岁的老人，他叫郭如淮，职业是工艺美术师，但却50多年坚持义务搜集整理客家民间音乐。我们去他家里拜访了他。
    据郭如淮介绍，他收集的客家民间乐曲一共200多支，歌词1000多首，都是逐字逐句到现场通过听谱记录下来的。
    郭如淮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校，是长汀县一位颇有造诣的国画家，曾经在法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办过画展。从十几岁开始，他就对客家音乐情有独钟。作为工艺美术师，他对客家民间音乐的痴迷，被看作是不务正业，也招来了家人和朋友的不理解，但他始终没有放弃。
    为了不让浩如烟海的客家民间音乐失传，他从十多岁起就开始了搜集工作。五十多年来，他走遍了长汀县的村村镇镇，挤出了大部分业余时间，白天出去采风记录，晚上回到家里细心整理归类。郭如淮告诉我们，经过50多年的坚持，他整理的《客家音乐集》很快就要出版了，但他还有一个心愿要去实现。
    “我希望到学校去，让孩子们接受这些客家音乐，并且办一所客家音乐培训班，把这种传统艺术传承下去。”
    这天下午，郭如淮要离开县城去大同镇，和那里的民间艺人们再一次核对客家音乐曲谱，他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起前往。听郭如淮介绍，这一次我们来得很巧，在座的民间艺人中有不少都身怀绝技，我们可以先睹为快。
    在我们欣赏兰荣金的小金铜吹奏和沈金哩的吹茶壶表演时，郭如淮却一刻也没有闲着，已经把曲谱记录下来了。
    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客家曲谱和唱词，一直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着。随着民间艺人的年龄增长和人数减少，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随时都有消失殆尽的可能。只是缘于热爱，郭如淮老人付出了半个世纪的心血，正是由于他的细心收集，才使得这些民间的文化瑰宝得以保存和传世。在这位质朴无华的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客家人的无私奉献和不计代价的默默坚持。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看到民间艺人和像郭如淮这样的音乐爱好者，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尽力呵护着客家的乡村民间音乐，让它在流行音乐风行一时的乐坛，还能保留一方属于自己的幽静天地。

客家渔民的生活变迁
    长汀县是一个农业县，全县50万客家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从事农业生产。客家人信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理念，我们听说，在汀江边上，至今还有一两万人以种植业为生，但在平日里他们也会到江里通过捕鱼来补贴家用，增加收入，我们打算去找找看。
    车子行驶了30多分钟后，我们来到了长汀县策武乡的陈坊村。这个村子的人并不多，但在家家户户的门口都能看见鱼网和竹筏。我们一进村口，就碰上了村里的打鱼人刘新平。刘新平今年60出头，家里有10口人，除了到泉州和福州打工的两个儿子、儿媳，家里还有妻子以及小儿子一家，共5口人。全家人每年依靠种两亩半的水稻，能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
    不过刘新平告诉我们，靠着汀江，打鱼也是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只要不下雨，他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都会去江里捕鱼，平均下来，每天能有100元左右的收入。为了赶在早市上把最新鲜的汀江野生鱼卖出去，他们必须在凌晨四点钟之前，就要拉着竹筏从家里出发去打鱼，我们决定第二天跟着刘新平一起去汀江边上看一看。
    凌晨四点钟，四周还是一片漆黑，3位渔民就拉着8米多长的竹筏从家里出发了。15分钟后，我们跟着他们来到了汀江的上游。
    在微弱的头灯照射下，三个渔民分别登上了只有40公分宽的竹筏，开始放90多米长的鱼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汀江上，踩着湿滑的竹筏，漂浮在水深五六米的江面上，稍有不慎就会摔到江里。我们不禁为刘新平捏着一把汗。陪同我们的长汀县客家研究专家赖建告诉我们，这种古老的捕鱼方式已经在这里延续了许多年。“三个竹筏在这个范围里形成了一个包围圈，现在他们要先撒网，三个方向从不同地方把网撒下去。鱼已经被包围在中间了。等一下，他们要开始收网。他们的竹杆要拨动，要用竹杆打水，把鱼往外围赶，鱼一赶就会钻到鱼网里面。”
    刘新平家世代捕鱼，传到他这儿，已经是第五代了。他从18岁开始捕鱼，如今已经60多岁，但只要天气好，他仍然会去汀江上游这个叫做定光碑的地方捕鱼。赖建告诉我们，几年前，客家人捕鱼不下这种拦网，他们用两种其它的方法。一是看到哪里有鱼，就往哪里撒网，把鱼捕上来。二是每户渔民家有一个竹筏，养四只鱼鹰，在鱼鹰的帮助下，收获也相当不错。如今汀江上的鱼多以野生的石斑鱼为主，这种鱼尽管个头不大，但却是当地客家名菜“溪鱼豆腐”的主要原料，所以非常受欢迎。
    早晨七点半钟，刘新平第二次撒的鱼网也全部收了上来，打鱼工作告一段落，十多斤新鲜的野生汀江鱼，马上就要以每斤15元的卖给附近农家乐饭馆的老板。
    刘新平告诉我们，因为这几年长汀县的经济发展，原本以打鱼为生的陈坊村人，现在有许多都出去打工了，他的子女也没有接他的班，但他和几个弟兄还是坚持了下来。
    刘新平说，他对目前的生活挺满意。“小孩子赚的钱自己用，我现在赚的给两个老的吃，随便赚得到。我想抓鱼就来抓，不想来就不来，做工就不一定了。我现在这样很自由，不想来，就在家看看电视喝喝茶。”
    原来这就是刘新平他们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千百年来，从祖宗那里延续了下来的原始捕鱼方式，虽然逐步被现代化所取代，但是他们依然守候在这里，眷恋着这片祖先留给他们的疆土。从这群汀江的渔民身上，我们看到了长汀县客家人的知足长乐，也看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客家渔民的随遇而安。

水土流失治理中的意外收获
    结束了在汀江边的采访，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目的地：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的河田镇。
    河田镇是中国四大水土流失严重地之一，过去是“晴三天，闹旱灾；雨三天，闹洪灾”。这里有一位客家老人，坚持种树30多年，让上千亩寸草不生的红壤坡地从“火焰山”变成了“花果山”，成为了水土治理的专家，他就是赖木生。
    赖木生是长汀县策武乡人，种果已经31年了。十八年前的1994年，他在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鼓励下，来到相邻的河田镇承包了500亩荒山，一边种植果树，一边治理水土流失。今年，赖木生的1300多亩果园收成相当不错，有100多万元的收入。
    我们对治理水土流失这个词感到新鲜又陌生，忍不住向赖木生讨教起来。
    “我当时种果有一定经验，就打大平台，挖大沟，下大肥。前三年套种，像花生、地瓜等，后三年这个土改良以后，就不会水土流失了。”
看着成片的果园，我们无法想像水土流失没有治理前的河田镇是什么模样。听赖木生介绍，如今在河田镇，500多万亩水土流失区已经得到整治，只有一小部分作为对比参照仍然保留着。跟随着赖木生，我们来到了晨光村，到这片特地保留的红土地了解情况。我们发现这片红土地完全是沙质的，土质很瘦，养份非常低。
    赖木生介绍说，以前看这个山，哪里有本事种果。一眼望去就是沙质，别说长果树，就是长草都没法长。
    赖木生告诉我们，河田镇原来的名字叫柳村。因为水土大量流失，大面积的山崩河溃，河与田连成一片，形成“柳村不见柳，河比田更高”的景象，这里就有了河田的名字。因为河田属于红色土壤区域，四周的山岭都是赤红色，像一簇簇燃烧着的火焰，所以这边的荒山又叫做“火焰山”。
    长汀县过去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话，叫“长汀哪里苦，河田和策武”。这两个乡镇原本就以贫瘠的山地为主，当地客家人又习惯了砍柴烧火，对原本脆弱的自然环境更是雪上加霜。这种“人穷山也光，山光了人更穷”的情况，形成了恶性循环。1981年，刚刚22岁的赖木生，却硬要从荒山上要效益，他成了长汀县开辟荒山种植果树的第一人。从种植5亩油萘起步，1989年，他把果园面积扩大到了100亩。1994年，赖木生的命运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
在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鼓励下，赖木生用自己多年种果树积累下来的全部40万元，又加上贷款的10万元，到相邻的河田镇承包了500亩荒山，建立了“成功果场”，开始了他治理水土流失的艰难起步。
    从31年前开荒种果，到目前，赖木生在策武、河田和大同这三个乡镇建了1300亩果场，他80多岁的老父亲也帮着他一起看护果园。通过种植果树，大片荒山的水土流失状况被控制住了，还带动了长汀县成千上万户的农民发家致富，这个淳朴的客家人感到了无比的自豪和喜悦。
    赖大叔告诉我们，如今，长汀的老百姓早就不用上山砍柴了，他们用上了国家统一发送的民用电。通过持续几十年的封山育林和开荒种果，河田和策武这两个经济落后的乡镇，如今也成为了长汀县的明星乡镇，城市化在长汀县的河田镇留下了美好的印记。

客家药农的艰辛与创意
    下一站，我们华人世界“客家足迹行”摄制组来到了因冠豸山而闻名天下的福建省连城县。这里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也是著名的文武之乡。除了秀美的山水，连城县还有许多独特的物产，比如铁皮石斛。它是被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的珍贵草药，名贵程度远胜于野山人参。我们跟随着几位客家采药人，去山上寻找这种“救命仙草”。
    连城县地处于闽、粤、赣三省的结合点，连城县的置县历史不到1000年，全县有33万客家人，却通行着34种方言，算得上是中国客家方言绝无仅有的宝库。冠豸山在武夷山南麓，和武夷山因丹霞地貌而闻名，有“北夷南豸，丹霞双绝”的美称。丹霞地貌以赤壁丹崖为特征，“丹崖”的高度大于10米，“丹崖”的坡度都在55°至90°之间，是名符其实的悬崖峭壁。冠豸山延绵10里的单面山峰丛、密集的不同方向的70余处丹霞石墙、峰墙，都是其他丹霞地貌分布区所少见。不仅如此，冠豸山生物多样性保护良好，在这样的客家神山中，有许多珍贵的中草药，它们就是连城县的客家药农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一会儿功夫，我们已经来到了冠豸山脚下，连城县的药农世代都以采药为生。目前山上的珍贵药材已经越来越稀少了，我们就从这里出发，上山去碰碰运气。
    经过两个小时的登山和攀爬，我们跟随着45岁的客家药农揭水养和他的两个表哥，成功采到了一棵已有15岁的野生铁皮石斛。
    揭水养告诉我们，他家世代以采药为生。父亲在他8岁那年就因为采药摔下悬崖丢了性命，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一高风险的行业。他们的采药团队一般由三人组成，相互间的信任和可靠的工具再加上几十年练就的飞檐走壁的功夫，让他们能够坚持到现在。
    在冠豸山周边的崇山峻岭中，生长着好几百种中草药，揭水养和他的兄弟们练就了在几十米外就能一眼发现目标的本领。但发现草药之后，他们并不急于采摘，而是在心里做好标记，并设计好采摘的路线和方式。有的要等待下一次来采，更多的，是等着这些生长期漫长的草药渐渐长大。
    如今，在整个连城县，众多药农因为采药的高风险，都转而从事其他职业，像揭水养他们这样只借助十分简易的绳索，就能够上悬崖采药的药农队伍只有四五个了。平日里，除了找药、采药，他们还要赶每月三六九的大集，在集市上争取给自己的草药卖个好价钱。这天，他们的草药直接卖给了跟他们一起上山采药的当地人陈金炎。
    由于野生的铁皮石斛日渐稀少，世代居住在冠豸山脚下的客家人陈金炎想到了通过人工繁育，扩大铁皮石斛种植的办法。在陈金炎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他的铁皮石斛人工种植大棚。大棚面积有十几亩，除了其中的一亩是野生母本之外，其它的田块里种植的铁皮石斛都是他在实验室里人工繁育出来的。
当问及他为什么要搞人工种植，陈金炎说，他一是想把药农从高风险的行业解放出来，另外，也让这一珍贵药材大量繁殖，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当现代化的触角深入进客家乡村的采药领域，我们也看到了城市化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变迁。

客家古村落的修复与保存
    在连城县，我们还造访了宣和乡的培田古村落，它被称为中国十大最美乡村之一。这座古村落已经有800年历史，是明清时期的客家古民居建筑群，与永定土楼、梅州围龙屋并称为“客家三大建筑奇观”，有“民间故宫”之称。
    培田古村落由30幢高堂华屋、21座古祠、6家书院、两道跨街牌坊和一条千米古街构成。
    培田能形成如此大规模的古民居建筑群落，与培田曾经的辉煌历史是分不开的。培田原有林、曹、马、谢等十姓人家。元末明初，培田吴姓始祖八四郎公由浙江迁徙至此定居，之后，吴氏家族日益兴盛。而相反，其他各姓都陆续灭绝或迁走了。于是，培田逐渐形成了吴氏一姓为主的客家村落聚居模式。
如今，培田村共有400多户，约1600人，但半数以上的人都外出谋生了，村子里只剩下了老人、妇女和孩子。
    行走在这片闽西的山间小村落里，在感受优美环境的同时，我不禁感叹这里的建筑保存得如此完好。听乡亲们说，这里有位老人，他的家族世代都在从事着建筑维护工作，我们这就去找找看。
    培田古民居的村民中，大部分都姓吴。我们要找的吴长生老人也住在培田村，今年71岁，是连城县有名的能工巧匠。吴长生家世代从事木工建造。如今他带领的木工队伍中，都是他的同门表弟和堂弟，年龄最小的徒弟也已经55岁。
    我们找到吴长生的时候，他正在村口的一个工地上忙碌着。他自豪地告诉我们，这里要建起培田古村落的游客服务中心，前面的木结构长廊就是交给他带领的木工队来负责完成的。除了被聘请到各地去建造榫铆结构的木质房屋与桥梁，他在培田村的工作是维修有几百年历史的明清建筑。
    吴长生说，培田古村落的木结构房屋很容易被白蚁侵袭，外表看似完好无缺，其实里面已经被蛀空了。从2003年开始，他已经维修了古村落里的十几处建筑。像维修吴氏宗祠衍庆堂这样的古建筑，吴生长采用的是修旧如旧的方式，光是四周的墙壁，就要经过三道工序：先在竹篾上抹泥，再刷上白石灰，最后覆盖上墙纸，他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为了把吴氏宗祠衍庆堂里的古戏台修整一新，吴长生先是四处寻找类似的木材，然后再加工制作，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吴长生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但一个也没有继承他的木工手艺。如今，他的大家庭十五六口人和弟弟一家共同生活，将近30个人住在一起。为别人修了一辈子的房，吴长生最近打算为自己修一座房，把自己的弟弟和堂弟接来跟自己一起住。
    如今，代表客家“九厅十八井“建筑风格的吴家大院已经变成了接待四方宾客的餐馆，已有的建筑也容不下不断增长的人口。为了把这座号称民间故宫的古民居保留下来，培田村在古村落的不远处建立了新的居住小区，已经有100多户搬入了新居。
    在城市化的脚步声中，连城县宣和乡培田古村探索出了一条既能保护古建筑，又让村民安居乐业的新方式。

小结

    在中国的众多乡村大踏步向城市化迈进的过程中，建设模式的雷同、文明标志的抄袭、文化品味的低俗化、艺术风格的消失，正在使成千上万的社区丧失特色，泯灭个性，失去魅力。但我们在十多天与客家乡村的亲密接触中，却惊喜地发现，客家乡村的城市化脚步似乎走得更稳健更扎实。他们在保护之中有传承，在传承之外有创新，客家的传统没有泯灭，但又在传统中融入了新的因素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