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学者党国英（资料图）

党国英 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中国经济要保持一个长期健康发展的趋势，需要有一个清晰可靠的大思路，但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好在是我们有了一个开放度较高的市场，地方政府又有一定的发展自主权，这就使我国资源配置调整大体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以致经济发展长期保持了活力。中国资源配置调整的根本特点是什么？就是城市比农村更缺乏廉价劳动力。于是，就在大体自由的市场环境下，农村廉价劳动力源[9.69 1.04%]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是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主要的、根本的源泉，也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核心“秘密”。

就大国经济成长历史看，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创造了新纪录。近十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这个速度超过了美国最快时期的城市化速度；它的城市化速度在最快时期城市化率每年大概提高0.5个百分点。但我们的城市化速度以及由此伴随的问题似乎吓住了一定层次的社会精英，于是就有了一些似乎想抑制城市化速度的想法和做法。我们把城市化的文件语言改做了城镇化，又不断出台所谓“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其实，文件语言的改动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翻译为英语，城市化和城镇化是一回事。讲城市化的人们大多并不反对发展小城镇，而讲城镇化的人们也有可能热衷发展大城市。至于“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到了实践中也很难严格起来。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相比，我们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占用的农地是日本的8倍左右，土地浪费实在太厉害。

对城市化的恐惧，经由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支持，大大地膨胀了。一个至今很流行的说法是，城市化过快会产生“贫民窟”，进而导致颠覆性的社会灾难。也还有其他一些城市恐惧病的意见，这里暂且不一一陈述。

我们有别的办法么？好像有了，有人错误地诠释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意见，隐约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种主张：国家把农村建设好，农民兄弟们就呆在农村，别进城了；靠农业或农村产业也能让农民致富，农民没有必要到城里去！殊不知，这是一个天方夜谭。有人不懂，城市化固然有自己的问题，但把农民固定在农村，问题更大。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反映了一种不同凡响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认识。若把这个会议看做一个农村工作会议，实在是低估了其历史意义。这个会议以后，地方领导人纷纷把自己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工作靠到了城乡一体化这个主线上来，且把农村发展和城市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文件语言有了变化，其中不乏因获得“合法性”而产生的喜悦。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有这个成绩，学习科学发展观实在算学有所成。

然而，还是有人对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意见不肯做正确理解。当然，城乡一体化的出发点是要解决中国的二元结构问题，是要中国农村繁荣起来，让中国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中国现代化的成果。具体说，一是要解决城乡居民收入问题，二是要提升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但是，怎么办好这两件事情却大有讲究。是把人口大头放在城市搞城乡一体化，还是相反，把人口大头放在农村搞一体化？两种思路，南辕北辙。

我们当然不能在保持9亿农民的基础上去搞城乡一体化。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应该说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答案。会议没有发布完整的公报，但新华社的新闻稿给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新闻稿说，国家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新闻稿还说，国家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将围绕“城镇化”逐步展开，并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深刻影响。

一锤定音。在城镇化(或城市化)这个重大战略目标上，中央和地方在更高的决策平台上取得了一致性。

哪些事情做好了，城乡一体化任务就算完成了？依据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我看要讲5条。一是城乡统一市场的基本建立，特别是统一要素市场的建立；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基本一致；三是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基本一致，特别是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异完全消除；四是农业高度发达，农业GDP比重下降到5%以下，全国恩格尔系数平均降到15%左右，专业农户成为农村的主体居民；五是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这些目标实现了，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将不复存在。

这样一些目标并非不可企及。在我国某些发达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一些东欧中等发达国家也基本上实现了。只要坚持积极的城市化政策，并辅以其他一些配套改革措施，不乱折腾，中国实现这些目标用不了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