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1.27%。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这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点，我国历史上首次实现城市化率过半。更让人充满希望的是未来愿景，报告称如果中国的城镇化以每年0.8至1.0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到2020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中国将整体迈入中级城市型社会。

    城市型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追求目标之一。很难想象，一个30多年前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一般国家一百多年才能达到的城市化进度。转型的中国，最大的转变就是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未曾有过的根本转型。不仅仅是GDP增长，不仅仅是城市高楼崛起，也不仅仅是大规模的农民工迁徙，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社会关系乃至文化都在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在费孝通先生著作中熟悉的乡土中国，正在被一个城市中国取代。这样的取代在文化意义上进步与否暂且不论，从经济上说，城市化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作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人口聚集必然带来更高程度的经济聚集，反过来，经济聚集又刺激更高的人口聚集。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就是内需不足，大量“新市民”进城将带来内需的巨大发展。但事实上，内需却没有相应地扩大。原因在于，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和统计上的城市化率有出入。

    按照目前的统计口径，所有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外来人口均被统计为城镇人口，而其中超过70%的新增城镇人口是持农业户籍的进城打工者和郊区农业人口。这些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就业和生活，但仅仅是劳动力的城市化，而不是家庭的城市化。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部分人口只能算“半城市化”。2009年，我国城市化率是46.59%，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因此，目前虽然统计已经超过50%的城市化率，但城镇户籍人口的比例应当仍然低于50%。“半城市化”当然也能促进经济，但带来的驱动力有限。农民工们很少在城市消费，同时，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也使其消费能力偏低，没有真正带来内需的增长。

    可以想见，如果逐步使数亿农民工真正实现城市化，他们的住房、教育、休闲等一系列的消费将带来多么大的市场需求。相反，如果中国经济下行，一旦遇到失业潮，没有任何失业及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只能返乡，这种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对经济发展将是巨大打击。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危险不只在经济方面，城市的治安、管理和社会矛盾问题，农村的空心化、留守儿童以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都与此有关。可以说，数亿农民工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重大影响。很多人将农民工城市化难题简单归结为户籍制度，但户籍制度只是表面的鸿沟，更本质的问题是户籍背后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差异。简单的户籍改变，如果没有伴随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因此，只有大力推进对“新市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避免城市化效果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