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旨在矫枉近年来城镇化的结构性风险，即人口城市化率过低而土地城镇化率高。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在理念上矫正了部分研究机构把成本与收益割裂的偏执。一国城镇化率与其经济发展脉搏是相互映衬的，不论是人口还是土地的城镇化，若超越该国经济的可承载能力和社会分工水平，无疑是竭泽而渔的负担而非享受，是透支未来收益的寅吃卯粮，而非为经济增长提供原动力。

　　以土地城市化为例，尽管给各地政府带来了巨额土地级差地租，但却制造了史无前例的资产价格泡沫，并透支了未来的经济增长。至于人口城市化是否会增加内需容量，关键取决于当地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由于当前劳动力价格存在扭曲性低估，收入分配过度向资本和政府倾斜，且长期以来央行维系接近于官方CPI数字的低利率政策，居民有限的可支配收入已使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低至35%左右。显然，当前人口城市化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是财政支出上升。因此，过度的人口城市化率同样会耗损地方经济内生潜力，而非仅是增加地方财政压力。

　　毕竟，地方财政压力在技术上可以应对。如最近国务院发布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十二五规划，提出未来中央向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会随人口流动而流动。这种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在技术上确实可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又如当前可通过改革和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办法，允许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以出租、入股、委托经营等方式参与城镇经营型项目开发，从而助推人口城市化。不论是人还是土地的城市化率，最终取决于这些城市化的要素资源能多大程度促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否则，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本质上还是土地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