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若愚
　　
　　 我在北京建国门附近曾看到一个外观别致的建筑，红墙绿瓦在一片钢筋水泥中颇为扎眼。但走到门口一看，里面是漆黑一片，数十张上下铺床挨个儿挤着。最里头恍惚有焦黄的灯光，民工们光着膀子穿梭其中。夜幕降临的时候，附近的饭店灯火通明，空调制冷的声音呼呼作响；这些人就走出昏暗的房间，一字列开在马路边上纳凉。
　　 马路往南直走就是北京站，这里是北京人口流动量最大的地点之一。延伸的铁轨连接着城市和农村，每天都为这个疾速发展中的城市输送了大量劳动力，却无法将他们真正纳进这座城市。
　　 历史的发展有方向性。衡量一种文明的进步与否总是落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指标上，城市就是其中之一。城市化率，在人们的印象中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实力。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个数据增长了4倍有余。今天，接近50%的城市化率令中国人欢欣鼓舞，却忘了深究表象之下的深意。
　　 人口城市化率、地理城市化率、社会城市化率，哪一种都无法尽然表达城市化的内涵，也不能解释如今我们在城市中看到的多重生态。的确，城市正在用公路和铁路贯穿周边的荒地和农田，用现代化设施逐渐同化原先的农村，并快速将这些区域的人群纳入其中，但这些被“数字”城市化着的人们真的就城市化了吗？不管是类似于“城中村”这样的实体景观还是户籍制度等更意识形态化的障碍，都使得城市化的效果大打折扣。而在一味谴责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或许可以换个角度思考：城市，是否被寄予了过多厚望？
　　 《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在潇湘馆里让出路来给贾母众人走，自己却走旁边的土路。琥珀拉着她说道：“姥姥，你上来走，仔细苍苔滑了。”刘姥姥道：“不相干的，我们走熟了的，姑娘们只管走罢。可惜你们的那绣鞋，别沾脏了。”刘姥姥自是与大观园里一干人等不同路，换成今天的话可以概括成“城乡差别”。但她不卑不亢，并不将这种差别映入内心，也没有入乡随俗穿绣鞋踩石子路。
　　 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也是一个喜欢乡村生活的人。去年2月25日他卸任后回到家乡庆尚南道金海市峰下村安家，从此含饴弄孙，享受家乡农村悠然自得的生活。有时他还会骑自行车逛遍峰下村，与村民们一起植树、捡垃圾、清理沟渠。他的老乡李栽雨说，卢武铉很喜欢乡村生活，曾对他说，“你就搬到我们家附近，咱们一起生活”，并且托付他把生活在蔚山、大邱的老乡也都叫来。
　　 事实上，恬静清新的乡村生活已经成为很多西方人的追求，从而出现了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的“逆城市化”现象。这种转移最早出现在若干发达国家的城市中，其直接原因是人为追求人口、建筑低密度的独立生活空间和更高的生活质量。现在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是“富人住郊区，穷人住市区”，在我国的一些特大型城市中也已开始出现这种苗头。
　　 城市其实并不一定是衡量文明的标杆。如果物质足够丰厚，那么选择城市还是农村就简化为对某种生活方式的权衡。但目前中国的问题是：大部分地区的城乡差别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的质量。“农民”一词在不知不觉中被染上了复杂的感情色彩。因此，比起城市化，抹平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对中国来说可能更重要。而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三农问题”正是旨在保障农民的权益，改善农民生存的环境，而这也是使未来城市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必备前提。
　　 回归到一种最单纯的逻辑，城市化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只要具备了基本的柴米油盐，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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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四阶段
　　
　　 以市镇人口占总人口（包括农业与非农业）的比率来衡量城市化率是最普遍的一种指标。去年12月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城市化率现状调查报告》就是以此为指标对1949年至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的相关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并发布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率基本情况。报告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64）缓慢发展期
　　 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缓慢，且一波三折：1949至1952年，城市化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由17.43%降为14.42%；1953年至1960年，城市化率增长近6个百分点，由14.85%提高至20.74%；1961至1964年，城市化率又由18.85%降低到16.56%。60年代初的下降主要在于经济困难时期，从城市遣返了2000多万名职工。
　　 第二阶段（1965~1975）停滞发展期
　　 由于文革时期3000多万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到农村落户，这个时期，中国城市化率明显下滑，停滞不前，走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锅底型。10年间城市化率下降了1.26个百分点。
　　 归纳改革开放前的城市化特点，主要是：政府是制动主体；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吸纳能力低；受制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等。这些特征导致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的“二元社会”，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第三阶段（1976~1999）平稳发展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城市化平稳发展期，城市化率逐步增长，从1976年的15.49%上升到1999年的25.51%，20多年间城市化率增加了10个百分点。
　　 其中，1984年以前是以农村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市化阶段，带有恢复性质，“先进城后建城”的特征比较明显；1985~1991年，在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下，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小城镇；此后一直到20世纪结束，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城市化全面推进，1992年到1998年，城市化率年均提高0.42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2000至今）快速发展期
　　 这一时期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率增长显著。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5%左右。根据各国经验表明，城市化率在30%~70％左右的区间，是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区间。据此可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已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
　　 现在中国人口约一半生活在城市。城市化比以往任何一个阶段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包括就业与基础设施、资源能源、气候环境等等方面，中国都亟待采取适合的方式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