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中国的地盘，“请吃饭”这张试纸，却检测出了迥异的经商土壤的酸碱度——其实人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商人请官员吃饭”，只有权力热衷于“吃饭”，“请吃饭”才会蔚然成风，成为一个在内地许多地方已然泛滥的潜规则。

　　就在前几天的6月21日，《南方日报》曾报道说，甘肃天水市接待办公室的一则标语“接待就是生产力”在网上热传。接待办如此，商人也是如此，盖因无处不在、不得其所的权力，实在得罪不起。即：在权力“败事有余”的情况下，想“成事足”的一方，谁敢不把权力供奉起来呢？因此，权力依靠其能够破坏生产力的能力，伪装成了其能够促进生产力；接待或者说“请吃饭”，凭借其能够使权力不破坏生产力，结果自身居然也成了生产力。

　　现在的问题是，为何香港官员手中的权力，却没有扭曲，对本地方的经商行为构成威慑？关键的地方在于，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可以使官员本分起来。倘若一个官员用手中权力寻租，不仅得不到新获取的利益，还会连原有的利益也丧失掉，那么官员当然会谨慎使用手中权力。很显然，香港数十年来对权力的行之有效的约束，一方面使得诸多官员形成了不滥用权力的习惯，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在考察香港后就曾惊呼，这里的官员“没有花他人的钱和插手他人的事的本能”；另一方面也使得部分官员即使想用权力谋取利益也难以得逞，最近的特区政府网站上，就公布了这样的两起案例，而这并没有让人对权力的监管失去信心，相反却是作为成功遏制权力滥用的正面事件来看待。

　　“在香港做生意很简单，跟官员处好关系并没有用，他们也都害怕你跟他处关系。”香港贸发局的一位内地业务拓展总监说。鉴于此，要弄清楚“不用请官员吃饭”离我们有多远，不妨先弄清楚商人和官员的“关系”背后，经商行为和权力介入的距离有多远，官员利益和权力运作的距离有多远，监督制约和权力通吃的距离有多远。

　　权力因监管而透明，营商环境因权力透明而单纯，官民因权力单纯而获益——健康的市场环境下，“商人请官员吃饭”是横生枝节的额外成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成就大国崛起伟业的宏图里，“商人请官员吃饭”是除却奸商和贪官外，人人都不愿意见到的恶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