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先从梁庄说起吧，说说我看到的乡村现状。

    2008年我回到家乡梁庄做调查，重点调查了梁庄人在梁庄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废墟与新生的并存。这其中，废墟是指外在的废墟和内在精神的废墟；新生是指新建的高速公路、新房、所谓的经济发展、农民挣钱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我在梁庄住了5个月，发现许多的新生都只是非常表面的东西，是一些硬性的、可以量化的、让我们看到的事物，是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们可以说的数据，那些乡土内在的伤痛是看不到的，这包含个体精神的、情感的和环境的伤痛。

    在梁庄，我重点考察了老人和妇女的精神状况。我五奶奶的孙子宝儿是在11岁的时候淹死了，孩子6岁的时候，父母出去打工，五奶奶带着孩子生活。90年代中后期进行大规模建设，就从河里挖沙，每一里地就有一个挖沙机，按道理下面钻多深是有规定的，但是没有一个挖沙人按照规定挖，所以河里有一个个大坑，孩子去游泳，钻到一个大的漩涡，就再也没有出来。五奶奶一直是一个乐观的人，肥胖，爱笑，唯有这个事情她是笑不出的，每当想起，就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儿子儿媳，内心充满着深深的愧疚。

    今年我到青岛采访她的儿子儿媳，她的儿媳说，自从宝儿去世以后，就再没在晚上12点前睡过觉。她又生了一个孩子叫涛涛，已经5岁了，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涛涛是2000名打工夫妇中唯一的孩子。其他工人也想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去找工厂，根本不行。因为工厂不会考虑孩子的事情，不负责工人的家庭体系，情感体系。我觉得这可能是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大家会感慨小涛涛是多么幸运，可以生活在父母的身边，但当我看到五奶奶眼神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幸运背后蕴藏多么大的伤痛，在乡村的世界里的确存在伤痛，乡村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但是乡村情感从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考察范围，我们关心的只是农民挣到多少钱，并没有计算农民在挣到这些钱的同时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在乡村的基本结构里，一些基本的现状并没有得到完善，比如说教育。在梁庄小学门口的两面墙上，一边写的是“梁庄猪场”，另一边写着“教书育人”。因为学校被撤并后，有一段时间被用来养猪，后来，教育局也觉得难看，不让养了，但是猪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多间房也完全废弃掉了。现在，村里的孩子都在镇上上学，村里的老人每天像上下班一样骑着三轮车接送孩子。至于学校被撤的理由，官方的解释是行政命令，规定县里只能有多少所学校，多了就合并。这个数据并没有在哪个县城做过详细的论证，就是一刀切的政策。另外，大一点的孩子会被送到寄宿学校，一个月放假两天，如果没有家长来接，那一个月的两天也不可以出去。一个村庄学校被撤并，最大的伤害是是没有了文化凝聚力，这是对整个乡村文化的破坏。

    下面我说一下我正在做的进城农民的调查，我正在写《中国在梁庄》的姊妹篇《梁庄在中国》。如果说《中国在梁庄》以“梁庄”为原点，重点考察、记录了留在乡村的妇女、儿童、老人的情感状态、生存状态和所面临的困境，考察了乡村的自然环境及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那么，《梁庄在中国》重点考察的是梁庄在城市的打工者。梁庄的打工者们究竟进入了中国哪些城市？做什么工作？工作环境、生存状况、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如何？他们如何吃？如何住？如何爱？如何流转？他们的迁徙与流转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怎样思考梁庄，怎样思考所在的城市，怎样思考自己的生活？等等。以此来透视整个中国乡村在现代性思维和都市化进程中的命运和境况。从去年7月份开始，我辗转了10几个城市，调查梁庄在外的打工者，他们分布在青岛、西安、内蒙、北京、深圳等城市。我以梁庄的家人为原点，以4、5个家庭为核心调查他们在城市生活的状况，经过7、8个月的游走，我开始怀疑我们的城市化的思维到底是什么？有没有把这些农民包含在所谓城市化的思维里面？

    这个图片是我在西安拍摄的，是一名叫钳子哥的农民的女儿，后面的背景是一个城中村，即将要拆掉。一座2层小楼，这个楼是后来盖的，是全封闭的，钳子哥一家在这个全封闭的房子里住了23年，以卖菜为生。尽管挣了不少钱，但是他们每天卖菜是要被城管追赶的，他们每天就生活在被追赶和被罚钱的恐慌中。我问他，你在梁庄住了20年，在西安住了23年，为什么不在这儿买房？他说，你觉得他们能接受我吗？西安从来没有把我作为西安人，西安不要我，我也不要它。我去采访的时候，钳子哥的腿摔断了，西安的医院说要先交一万块钱住院费，他一听马上跑了，到我们穰县专门治骨折的地方，花了100多块钱把腿就治好了。钳子哥说，尽管我回家，路费、走亲戚都花不少钱，但那是我的家乡，钱花在那里我开心，而这个地方是骗我的！所以，他一有病就回梁庄治病。很多在外打工的梁庄人也都这样，割一个痔疮也要从北京、从青岛回穰县割，这不只是钱的问题，这是城市有没有为他们设置的医疗体系，有没有信任感的问题。在城市，我们住的是楼房，但农民住的是出租屋，甚至比农村的环境还要差。在这样所谓的城市化里面，他们无非就是讨生活，到城里打工，城跟他什么关系呢？

    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与一个24岁的孩子聊天，他今年春节回家相亲，10天内完成了从相亲到结婚的过程。尽管他们在城里打工，但他们城里找不到对象，只有回家找，而唯一相亲的时间就是春节，男孩女孩要在春节完成一整套的结婚过程。每到春节，乡村就像婚姻大菜市场，还是批发市场。按这个孩子的说法，相亲就像买菜一样，也挑挑拣拣，但是决定得非常快。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完成自己的婚姻大事，哪有什么恋爱呢？ 

    基于此，我想谈一下我对城市化和乡土中国的认识。

    按照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字，2011年中国内地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这一人口结构重心的历史性转变，标志着乡土中国在人口、地理层面的逐步萎缩。从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化的步伐非常快。但若仅仅以此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尺，我认为还不够客观、全面。必须要从数字背后发现真正的生存面目，考察那些转变为城市户口的农民，究竟从事什么工作、住的条件如何、福利待遇怎样，等等。这些最日常化的细节，对于系统评估中国的城市化，非常关键。往往在一个大的历史宏旨下，会湮没很多具体的社会细节和个人命运。而这恰恰是需要留意、总结和警惕的。比如农民的市民化，南北方农民的体验和所面临的问题，就有很大差异。所以城市化进程在我看来，需要一个个细化标准，否则就变成一个非常含糊、说不清道不明的过程。

    我觉得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现状下，一定要考虑历史的背景，如果说我们只用原则来发展城市化，在“城市，生活更美好”的标语下，那么意味着不美好的就是乡土！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发展下，如果一味用某种原则建构城市，这种原则会驱逐一大批进城的农民。我们该怎样看待城市化发展的问题？什么样的城市化是真正的城市化？什么样的城市化才能够包容我们这样的历史的现实？才能包容这样一批农民？才能包容我们的传统、我们固有的东西？

    不要只想着如何以城市化模式改造农村，让农民成为城市人，也要考虑为什么农民不能成为更好的农民，农村成为更好的农村。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朝着工业文明的同质化方向发展？为什么农民一定要进城，为什么乡村要成为城市劣质的赝品和复制品？我们考察台湾地区、欧美，都市人返乡已经成为一个潮流。

    在台湾，我看到村庄仍然屹立在大地的角角落落。那里的村民、民众活在大大小小的庙里，他们有种类繁多的祖佛，妈祖、大道公、关帝爷、财神爷、玄天大帝、观音菩萨、土地公，他们祈求祖先的保佑，在庙里祈祷、许愿、玩耍、聊天、学习、商量村事。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以正能量的方式影响他们的心灵。然而，同时，他们也是现代的公民，追求平等、自由和发展，他们对公共事务积极发言，他们以热爱之心维护他们的家乡、维护自己的山川河流、土地原野，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念追求。在保有自身传统的前提下，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形象生活在这个日益狭小的蓝色星球上。同时，知识分子，城市白领、大学教师、艺术家也在以各种方式回归乡村，在各个层面，经济的、文化的、生态的、政治的等方面参与到乡村建设中。他们正在形成一种潮流，重新寻找与大地、山川、传统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并且试图逃离全球化资本链的控制，并建构自己的生态和生存循环。从文化到经济，真正实现自主的存在。中国的乡土传统，显示出它巨大的容纳力、活力及个体性。

    但在我们这里，回归田园往往只能是一个梦，你无法面对斑驳陆离、日渐颓败、被抽血、被抛弃的乡村现实。如果我们的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其实完全可以分流城市的一部分压力。

    所谓的“不城市化”，我个人的理解是，不是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不是让历史的车轮倒转，而是一种新的融合，不再是用一种发展形态消灭另一种发展形态。很多人都有一种二元对立思维。你要说城市化太快不好，他就跳出来反驳：难道你不想让农民富裕吗？似乎农村就是落后、拖后腿的代名词。那你为什么不问，为什么农民在农村得不到良好的社会保障，享受不了完善的社会福利？中国未来发展，一定要摆脱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模式。

    我认为现在关于乡村、城市的想象非常的贫乏、单调。所有城市都是一模一样的高楼、大道、景观。城市里许多的景观是一元的，西安的园博会，奢华的干净，大理石路面，半圆的景观树，精美的盆栽，无不彰显着西安国际旅游城市的地位。但是在城市的另外一面，被围墙围了起来的城中村，像犹太隔离墙一样，把农民与城市隔离开来。在那个被围起来的世界里，没有水，没有公共厕所，到处是垃圾。如果城市的美好建立在把这些人驱逐出去的基础之上，这就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开始的时候就建立共同的东西呢？

    现在提倡绿色发展，一般情况下，绿色指生态，而我觉得这个绿色也包含如何对待我们自身文化状态的问题，现状很重要，农民的现状更是值得考察。因为农民太多，农民市民化，乡村城镇化，整个城市要扩大，要吸纳，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能够把我们自身传统的东西也涵盖在城市的发展里面，这可能是一条新的道路，说不定有一天乡村可以包含城市呢！霍华德写了一个“明日的田园城市”，他设想了一个卫星城，农民什么样，农村怎么生活，这个设计可能乌托邦，但是其中提到一个词汇是“人民城市”。这个“人民”非常重要，什么是人民？人民是包含社会最底层被卑微的人。所以城市不只是大道式，可能是田园式的、乡村式的，我们完全可以设计一个中国的乡村城市，仍然把我们原有的文化结构纳入进来，我们可以是熟人制的，可以端着一碗饭送来送去的，我们需要这种亲密！这种亲密能带来一种和谐，带来内在的生存感。

    在这样一个城市化急速发展的状态下，我们对“传统”也应该有新的思考和更宽阔的认识。“传统”有多个层面的传统，文化的、道德模式的、生活方式的传统和政治的、制度的传统，有的需要保留、珍惜并发扬，有些需要改造、摒弃，建构全新的意识与公民精神。如果一股脑地全清除，其结果往往是，传统破碎，在中国生活的景观中被以负能量的方式呈现；表层新生，建筑新了，城市大了，但这都只是符号的模仿，我们的心灵并没有真正的改善和成长，反而失去了原有的稳定的心理基础和民族共同的凝聚力。一个真正有凝聚力的文化群体和族群是要共同的认知，共同的基础，要相互珍惜，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理基础，那我们的民族可能只是一盘散沙。

    我们需要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究竟应该放在怎样的位置，重新思辨乡土中国里究竟包含怎样的具体内涵。乡土之于中国，是一个被动、受批判、愚昧、过时、待消灭的历史命题，还是新希望、发展潜力之所在？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一味驱赶它，用城市的模式去改造它？

    我们重视乡土中国，不只是基于它在现代化夹缝中所面临的发展纠结，更是思考我们的传统、文明方式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发展道路的问题，也关涉着我们的民族情感密码、道德模式。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在普遍的单一化的发展模式里，如何逆流存在，保持自身特色，这就是“乡土中国”这四个字所包含的重大命题。这与当下中国正面临的发展转型的命题，其实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