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大树底下好乘凉”不同，环首都经济圈长期是“大树底下不长草”，时至今日，数十个县（市）仍亟待“脱贫”。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对于环首都贫困带来说，发展的出路在哪里？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就以上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约请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勇进行访谈。

　　河北的开放还不够

　　《中国经营报》：近年来，京冀区域发展极度不协调，地区间经济梯度落差过大，时至今日，数十个县（市）仍亟待“脱贫”。其原因何在？

　　肖金成：客观上，北京对外有行政阻隔，北京行政服务较好，河北较差；第二，河北交通受到很多限制，道路就那几条，如果没有行政阻隔，也许会更好；第三，河北投入也不好，和北京联通较薄弱，联系不是很充分。

　　主观上的原因则有：河北和北京产业联系不密切，河北发展战略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体制上受到约束，没有国家级的开发区，此外，在招商引资上，服务也不是很到位。

　　张孝德：实际上，如果河北地区的贫困放在其他地方，放在青海、宁夏等西部地区，可能并不觉得是特别大的问题，但这个贫困现象出现在首都经济带，就可能被放大凸显。如果说单纯是因为北京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那是不客观的，因为北京吸引的是全国的资源，不仅仅是河北的资源。

　　从原因来讲，京冀之间的贫富差距首先是因为河北地区区域经济不发达导致政府财政困难，进而导致贫困县贫困加剧。其次是因为北京的经济发达对河北并没有形成特别大的辐射效应。

　　刘勇：北京发展和周边贫困这两者没有必然关系。北京和周边地区差距大，从理论上说城乡差距是发展阶段决定的，由于中国整个工业化进程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绝对差距还处于一个扩大的阶段。从区域上来讲处于集约化发展阶段，集约化发展程度较高，它的效率也比较高。北京和周边地区差距扩大，属于正常现象。

　　河北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方向存在问题，河北本身是沿海地区，但开放意识、改革意识、沿海经济意识并不是很强，所以丧失了一些率先发展的机会。从“十一五”开始，河北才开始重视沿海开发。河北的问题关键还是由于它的经济结构，长期以来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决定其开放意识差一些，发展速度慢一些。

　　河北省并不是仅仅北京周边落后，河北其他地方发展也不快。而北京对河北的辐射是存在的，北京周边产业的外迁，对河北已经产生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而河北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后存在一些问题。北京的市场是向全国各地开放的，没有单独对河北关闭。河北要提高能力，提高科技含量和质量，要创造机会，抓住机会。

　　《中国经营报》：相比于北京，上海与周边的区域一体化程度比较高，上海对周边区域是一种辐射的作用，而北京则更像是“孤岛式”的发展，造成两者差别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张孝德：上海周边江苏浙江等地区集约型经济比较发达，浦东开放的时候，江浙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很快。从经济发展来看，北京与上海经济发展不一样，北京的经济发展其实主要是利用北京的地缘政治优势发展起来，他能吸引到诸多的政府资源优势，是在一个点上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周边地区并没有像长三角地区那样积聚资源快速发展。

　　而且，北京和周边的关系主要是由北京及周边产业结构决定的，周边地区要从自身谋求发展，也需要北京改变产业结构。

　　京冀要错位发展

　　《中国经营报》：那么对环首都贫困带来说，发展的出路在哪里？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河北在产业对接方面应该做何调整？

　　张孝德：不能期望这种贫困问题、区域性问题短期能够得到解决，短期内不是解决发展问题，而应解决应急问题，比如贫困地区的生存问题，是公共投资的问题。比如说教育问题、社保问题、吃水问题，要围绕凡是和生存必要条件相关的这些问题来解决。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考虑未来北京与河北的合作，北京与河北某些关联的地区划出经济协作区，北京的一些辐射效应向河北推进，创造经济发展机会。

　　刘勇：北京正在进行结构转型，发展第三产业，辐射力会越来越强，这会对周边产生更好的影响，不过这需要有个过程。同时周边地区要努力。要抓住沿海开放、抓住城际转移的机会，抓住环京津两个城市的辐射的机会，发展外向型经济、沿海经济，走海洋经济这条路。

　　肖金成：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产业转移的方向还是中国，河北因为没有抓住机遇，所以很遗憾。包括廊坊，曾经希望做北京的后花园，希望北京人去居住，实际是错的。仅靠房地产，城市很难有大的发展。因为房子便宜，购买者不一定来住，更多来这买房子的是投资，没有来消费，商贸也发展不起来。

　　《中国经营报》：京津冀的合作机制应该做何完善？

　　张孝德：北京河北是跨区域发展问题，这个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和协作需要中央政府出面来协调，不是北京河北自身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专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研究。比如北京，是不是要进行一些产业的释放，这就是国家要对北京重新定位。

　　比如其金融业和服务业能不能往天津转移，能不能把制造业领域让位于河北，这样三个地方各有各的优势形成产业互补。天津形成服务或金融中心，北京成为政治和文化高地，河北形成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基地。

　　刘勇：国家层面可以促进合作，促进硬件设施的一体化、交通的一体化，可以完善合作机制，但是不要过分干预，应该是引导而不用强制的行政力。

　　市场引导比行政引导更有效

　　《中国经营报》：近年来，北京“摊大饼”的趋势很明显，北京把首都经济圈扩到了山西、内蒙古等地，北京“贪大”的发展现状对周边经济一体化有什么影响？

　　肖金成：北京从自身利益出发，把环首都经济圈扩展到山西、内蒙古，首先是考虑产业联系，山西和内蒙古都是北京的能源输出地，电、煤都来自那里，所以北京规划的道路交通设施重点也放在那。这也有合理之处，经济圈一定要有产业联系和经济合作，否则没意义。

　　第二个是考虑生态保护，北京、承德、保定生态圈的划定，有一定道理，没必要限定范围。理论上，环首都经济圈不是说大不行，也不是不接壤、差5公里就不行，对于如何合作、加强联系，距离近当然更容易，但有时是人为划的，关键是联系合作真正开展起来，各地能积极行动、互利共赢、互补发展。

　　实际上，我们还只谈到了政府层面，政府主要是起引导促进作用，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合作，主体是企业。政府打造合作平台，是希望企业来投资、发展，是为了企业未来怎样能在这里有更大发展空间。大的企业、大的产业集群，这可能是区域合作更关键的实质因素，政府实际上仅是起到引导、促进作用。

　　目前，环首都地区还是缺乏大企业，缺乏实力强、层次高、影响力大的企业集团，缺少产业集群。如果有了大的企业和产业集群，它们可以突破体制限制，会自己开辟道路。

　　当然，廊坊有富士康，但富士康在廊坊仅仅是生产基地，不是总部，关键还是看产业链条在哪，能否拉动周边发展。现代汽车的产业链如果都在周边，那就成了，但现在只是总装；空客在天津，也是把零部件拉过来总装，意义不大。如果再有研发、董事长也在这里，那不想发展都难。

　　生产基地是企业的末端，虽然有总比无好，但企业产业链和产业集群营造，才是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