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我国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已经结束，主要数据已经公布。六普数据反映了近10年来我国人口形势和变化趋势，是一个庞大丰富的信息库，对于国家科学制定人口政策提供了宝贵依据，对我国城市化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六普数据反映出的客观现实，我们清晰的看到10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但在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不断扩大、老龄化问题不断加重、房地产业该如何引导其健康发展等深层次、多方面问题日益凸显。本专题将从城市化角度入手，解读六普数据带来的新启示。

户籍制度制约城市化发展

    据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1265825048人相比，十年共增加73899804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率为0.57%。按照公安部统计的2009年全国户籍总人口数为1333229695人，按年平均0.57%的人口增长率计算，到2010年我国户籍总人口数将达到1340829104人，与六普数据的人口总数相差近3千万人口。即便除去户口待定人口数和农村“黑户”人口数，这两个数据的差值依然很大。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值？到底该以哪个统计结果为准？我们认为，60年的户籍管理制度在人口统计方面的工作还是非常扎实的，不能仅通过一次人口普查而否定过去。通过户籍统计上来的全国人口数量真实有效，能够反映出我国的人口总量和变化情况。但从六普数据的普查结果来看，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确有不足之处。例如对于长期居住城市，但户籍仍为农业人口，或长期居住一地，但户籍却无法变更等现实问题，户籍管理并没有从制度层面给予设计和体现。可以说目前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已不再适应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需要变革，需要做细，希望能够在保证制度健全，科学管理的前提下，与时俱进，实现人性化的管理和操作。我们认为应进一步加强基层公安派出所在户籍管理方面的作用，发挥其优势。

    另外，从这两类数据还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到底户籍管理和人口普查各自的定位是什么？职责是否明确？意义何在？2010年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统计上来的人口总量数据是否更准确？这两类人口统计能否分开，户籍管理成为单纯的人口统计工具，而人口普查则更偏重在流动人口、人口质量等动态宏观数据的统计上？我们相信，科学、准确、高效的人口统计工作，有利于我国人口管理和人口政策的制定，也有利于我国城市化的健康稳定发展。宏观人口数据的准确将为我国的人力资源提供宝贵的智力支持。

城市化发展受限于流动人口

    据六普数据反映出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在过去10年里大幅增加。大陆31个省份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86075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116995327人，增长81.03%。

    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虽然一时充裕了这些地区的劳动力队伍，靠外来人口支撑下的人口红利可以为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从长久来看，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等人口政策的限制，这些外来人口以短期、不固定的劳动形式存在，他们无法在输入地“落地生根”，将来这些人口的流动也会对这些地区经济产生很大影响。

    以北京为例，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北京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11月1日零时，北京共登记常住人口1961.2万人，其中，外省市来京人员704.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5.9%，他们都属于跨省市区的人户分离人口。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2010年北京外省市来京人员增加447.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4.77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6%。而北京十年来人口增长44.5%，平均每年增加60.4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8%。“十年前，北京每5个人中一个是外地人，现在每3个人中一个来自外地。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成为北京人口增长最突出的特点。”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市人普办常务副主任顾兖州认为，虽然流动人口迅速增加对城市管理带来挑战，但北京经济社会的发展客观上也离不开大量涌入的高端人才和服务型人员。另外，大量正值壮年的流动人口进入，降低了北京人口构成中的男女性别比，也延缓了人口老龄化进程和劳动力枯竭为特征的“刘易斯拐点”临近。

    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如此规模庞大的外来人口涌入北京，为北京带来充沛劳动力的同时，我们是否计算过北京为此付出的又是什么？交通拥堵、城市水资源枯竭、人口密度过高不宜居住、楼价居高不下、环境日益恶化等等大城市病在北京已经不再新鲜，从宜居城市的角度来看，北京已远不及格了。外来人口是一把双刃剑，政府该如何用好这把剑，既能发挥它的最大“效能”，又能真正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呢？

    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是否应该调整基础设施投资方向来重点解决公共服务上出现的问题？交通可以治理、主城区人口过密的问题可以通过政策引导、产业转移等方法解决，但我们何时能从被动调整到主动布局，合理规划上转变呢？未来北京服务业的发展肯定要增加，但是该增加什么？哪些方面最需要增加？投入成本如何？我们不仅需要高端服务业，也需要基本的服务业和物美价廉的服务业，政府是否应在城市发展的措施上提前规划，给予空间呢？

    此外，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上，虽然在五年或者十年完全做到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趋同很难，但是要有时间表，消除本地人和外来人口在待遇和服务上的差异。要让外地人成为社会稳定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样社会才会稳定和谐。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就要把人口的各种信息进行收集统计、整理分析，因为目前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根据人头来计算，比如教育、卫生等，这将是一个庞大的受益群体，采取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措施执行和管理都是需要切实解决好的问题。

城市化发展受限于人口流动的区域分布

    据六普数据调查结果显示，东部人口占全国常住人口的37.98%，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了2.41个百分点，中部占26.76%，下降1.08个百分点，西部占27.04%，下降1.11个百分点，东北占8.22%，下降0.22个百分点。广东省常住人口达到104303132人，占全国常住人口总数的7.79%，跃升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另外两个人口大省分别是山东省和河南省，常住人口分别为95793065人和94023567人，占全国常住人口总数的7.15%％和7.02%。

    从经济学角度讲，人口流动的区域分布促进了经济活力的不断增强，更多的人从内陆西部往东部发达地区迁移，促进了人口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满足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提高了人口流出地区的收入水平，改善了人口流出地区的发展条件。但从城市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大量人口向一个特定地区长期持续的流入，既不利于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目前中西部地区大量留守老人儿童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和矛盾都是这一流动模式的直接后果，更不用说这种大规模的迁徙对交通、自然和公共资源、城市管理和治安等问题产生的深远影响。如何才能改变这种自发盲目式的人口流动模式？该怎样去引导和管理才是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中国人口模式的出路在哪里？

    我们看到，2010年全国暂住人口中外出务工人口数量达到85861805人，占全国暂住人口的65.4%，而整个东部地区务工人口数量占到全部务工人口的78.8%，其中广东省外来务工人口数量达到20400526人，占全部外出务工人口的23.8%，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一。虽然东部地区务工人口数量几乎占到全国务工人口数量总和的80%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地区外来务工人口数量已经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年平均下降速度达到2.5个百分点，2010年更达到5个百分点。可以说东部地区虽然仍是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要输入地，但增长势头已经减缓，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放弃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转而进入中西部城市，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用工荒现象正是这一趋势的集中表现。

    这一趋势反映出我国东部地区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定位、发展方向和劳动力需求已经发生了悄然变化，城市正在通过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调节着人口的流向。东部城市要优化整合、中西部城市要科学发展，人口的流动将对我国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在这种新的人口流动趋势下，政府能否审时度势，让这一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转变过程更科学合理、更有序高效呢？

人口老龄化考验城市化质量

    据六普数据表明，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全国人口的16.6%；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老龄人口多，低年龄组占总人口比重减少，一方面说明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生育率下降很快。据人口学规律显示，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依次形成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目前来看，15-59岁劳动力人口多是件好事，但是这部分劳动力人口很快就会老去。再过20年，现在新增的0-14岁儿童要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现在这部分人口少了，而之前庞大的劳动力人口正在逐步迈入老年，未来不但劳动力市场因短缺会出现各种问题，庞大的老年市场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我们不禁要问，20年后我们将如何面对一个有越来越多老人的社会呢？在老龄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步伐中，我们的城市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去迎接一个老龄化社会呢？我国未来公共资源该如何配置，现有配置的公共资源又该如何再分配呢？

    有学者提出政府可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以应对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和老年人实现社会价值的问题。即进入老年的劳动力人口，如果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可以采取延长退休时间的办法，让具备丰富知识和经验的高素质劳动力继续发挥作用。

    本报告认为，考虑到人口生产有其内在规律，人口问题惯性大，短时间内难以解决，要想避免20年后出现的难题恐怕未必现实，但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政策的制定，建立长效机制，监控人口走势，从根本上调整人口结构。可以通过改革现行计划生育等、加强技能教育与培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养老覆盖面，有效缓解困局，尤其要切实加快养老覆盖体系建设，未雨绸缪。同时老年人“银发经济”要加速发展，而少年儿童的社会资源需要优化整合。

未来房地产业将持续助力城市化发展

    据六普数据显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401517330户，家庭户人口为1244608395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生育水平不断下降、迁移流动人口增加、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影响。

    随着80后一代人的成长，他们的家庭观念早已与传统观念不同，这代人更独立、也更自我，在居住理念上更倾向小家庭式的独立生活模式，居住需求也更分化和多样性。同时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消费观念的转变，住房需求已经从单一满足居住要求过渡到交际型、体验型和功能型居住方向发展。目前房地产市场上出现的度假地产、养老地产、教育地产、生态地产等诸多房地产开发模式，都是这种需求的表现。

    另外，我们也看到，随着近十年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49.68%，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10年间有将近2亿人涌入城市生活。正是大量人口的涌入极大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也加速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5%，这就意味着每年平均至少有2000万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可以说，到2030年这20年我国房地产业还将处于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同时，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必将随着城市居住空间的扩展、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政府的不断引导和大力投入而持续快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