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

　　一到春节前，人们都会念叨一句话，“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但是在没钱的人群中有一种现象不是真的没钱，而是他没领到自己该拿到的钱，也就是被欠 薪了，这样的事情往往发生在农民工身上。岁末年初，既是农民工返乡的高峰，也往往是农民工被欠薪的高峰，媒体和社会对这种现象起码关注有十来年了，按理说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关注，并且去年也成为恶意欠薪入罪的第一年，都有了法律的保护，这种事就应当变得更少吧？但是由于经济环境不太乐观，加之欧债危机下中小 企业面临生存困境，今年欠薪的事屡屡发生，苦了想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兄弟。这事能解决吗？各地展开的“清欠风暴”能落到实处吗？《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关注岁 末年初的农民工兄弟。

　　本周视点：农民工的“新“年

　　短片一：

　　一组农民工领到钱的镜头

　　解说：每年临近春节，我们总是能从新闻里见到这样的镜头。原本是自己的劳动所得，拿到手里却像是意外之财，这样的酸楚大概只有经历了讨薪之苦的 农民工才能够体会。讨薪的艰难，也让很多碰到欠薪的农民工选择放弃。在江苏南京打工的金阿姨就是这样，曾多次碰到过打工单位拖欠工资，但都因为不知道怎样 讨回，就自认倒霉了。

　　同期：原南京宇扬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工人 金阿姨：因为家庭负担重 要去想办法挣钱

　　我没有时间耗 去和(老板)拼这个钱 想是想要这笔钱

　　觉得自己很委屈了但是没办法了

　　解说：金阿姨这次碰到的欠薪企业原本是南京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但是2011年八月受困资金链，这个拥有房地产、金属制品等项目南京宇扬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忽然停产，企业老板也下落不明。近千名工人不仅失了业，该发的工资也拿不到。由此引发的近千件劳动争议案件陆续涌到法院。

　　同期：同期：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院长 李传松：如果说按正常的法律程序 可能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兑现

　　法院鉴于这种情况 超前介入 特事特办 开辟绿色通道 使这一起涉及到上千人的劳动争议案件得到了快速的处理

　　解说：六合区人民法院监督企业通过竞价方式变卖了部分成品、半成品，共得款1400多万元。依据法律，这笔钱优先用于支付职工工资和补偿金。不到半年的时间工人们就拿回了拖欠的工资，可以安心过年了。

　　同期：原南京宇扬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工人 陶付标： 五千一百六十四  开心 开心 厂倒闭了肯定是拿不到这个钱了 抱着没有希望的态度

　　是政府帮助解决以后 我们才拿到这个钱

　　同期：中国劳动协会副会长 苏海南：由于现在整个全球的经济发展态势是低迷的，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正在减缓过程之中， 因此在一些大工程就出现了资金断裂或者是资金不足，没办法支付工程款。

　　解说：有数据显示，我国80%以上的农民工在中小企业和房地产建筑企业里务工，而建筑企业超七成工人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由于2011年面临特 殊和严峻的经济环境，很多中小企业和房地产建筑企业都会遇到像南京宇扬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这样资金链的问题，这也意味着“讨薪纠纷”将比往年更严重。 2011年12月5日，人力社保部、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9部门昨天联合举行工作会，要求各地在2012年元旦、春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确保工资基本 无拖欠。

　　同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杨志明：对发生农民工欠薪逃匿的 实行严厉打击

　　依法治罪 重点案件要及时公开曝光 接受群众监督

　　解说：应该说每年政府相关部门在治理欠薪问题上都花费不少精力，每年岁末年初各地的“清欠风暴”都不断在想新办法。2011年12月，“重庆市 南岸区公安分局农民工欠薪法律救助中心”挂牌成立，这是全国警方首个农民工欠薪法律救助中心。中心成立不到一周，就为农民工追回欠薪上百万元。

　　同期：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分局副局长 向俊：我们公安机关这块主要职能 一个是依法打击

　　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后 恶意欠薪入刑的时候 这就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力 也是我们公安机关的职责

　　对恶意欠薪的严厉打击

　　解说：2011年五月一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明确了恶意欠薪入刑，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恶意欠薪的单位和个人最高将被处以七年有期徒 刑。恶意欠薪入刑和它同一天出生的醉驾入刑来，它显得低调了很多。在实施了半年多后，各地才开始报道首例恶意欠薪的案件。2011年12月，包工头吴某拖 欠工人半年工资，成了上海首例立案的案件。公安机关调查发现，2011年八月，包工头吴某向发包单位领取了131万元的工程款，在支付工人工资、生活费等 90多万 元后，拒绝支付剩余的工资，

　　同期：工人：邹国泉：说他没有那么多钱 他工资不够发给我们了 所以说他这里面有很大出入

　　解说：根据2011年五月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的条款，如证据确凿，吴某将负刑事责任。

　　同期：上海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检察官 胡海文：这目前还是上海市首例 以逃避支付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立案的案件

　　同期：中国劳动协会副会长 苏海南：我个人觉得这就是法律贯彻落实走出的第一步 比原来没有

　　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宣传或者说叫做反面教育。

　　白岩松：

　　回头看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全国人民都印象深刻的一定是其中的醉驾入刑，从高晓松到各地媒体报道的相关案例，使这一概念可以说深入 人心，社会效果相当好，改变了很多人酒后驾车的恶习。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同样在这个《刑法修正案》中也新增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也就是恶意欠薪罪， 然而，同醉驾入刑相比较，恶意欠薪罪却很少让人关注，全国也仅有零星几例欠薪罪判案。这种冷清代表了什么？为何在很多地方难以落地？农民工兄弟为何不能用 这个法律来保护自己讨回工钱呢？

　　短片二：讨薪为何依然这么难？

　　(音乐，一组各地按照“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新闻标题)

　　解说：岁末年初，各地处理首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新闻标题开始频频出现，事实上，这项曾引来热烈关注的刑法罪名，在2011年5月1日正式实施后就陷入了沉寂，直至年关将至，才终于有了零的突破。已知的几个案例，最轻的判处拘役两个月，最重的有期徒刑一年半。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 苏海南：至于说有的案例判得轻，这是由于我们这个法律刚刚出来，一些具体量刑的标准现在还不是太明确。

　　解说：刑法规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最高可判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至于欠多少钱判多重的刑，目前并无标准，要靠各地法院斟酌而定。抓得少，判得轻，要形成威慑力，还真是不容易。所以，在这个年关，欠薪的例子仍然随处可见。

　　解说：本周，四川巴中籍农民工谭勇，仍然没有拿回他两年前被拖欠的工钱。

　　谭勇：我现在是在渠县的工地上，干钢筋，那个桥梁钢筋制作，安装这些活。就在找活干，要生存啊。

　　解说：两年前的2009年底，谭勇和另外一百多名巴中老乡，在跟随同乡的包工头何林太来到贵州六盘水，当时贵州重点公路项目水盘高速正在这里如火如荼地施工，谭勇他们一心想着这是大项目，做好了肯定赚钱，却没有想到，那会是他两年恶梦的开始。

　　谭勇：刚开始一分钱都没有给过，到了2010年5月份我们就开始交涉，一直到了2011年过春节的时候，他们当时给了20万，说一人先拿一点路 费回家过年，说项目部现在没钱，叫我们忍耐一下，过完春节一开工的时候再给我们支付一部分钱。我们当时也比较听话，就说可以。那20万我们分到手上一个人 就一两千。

　　解说：谭勇所在的水盘高速第五合同段，由浙江正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承建，像建筑市场上常见的一样，层层转包，浙江正方一度将工程包给贵州警通公司，贵州警通又包给一个叫余瑞久的人，余瑞久则找到了何林太带领的巴中农民工队伍。

　　四川省巴中市农民工维权救助中心副主任王晓荣：何林太跟转包给他的那个人签订了一个合同，我看了，那个合同我见了，现在我手头都有那么一 份，A4的纸就半篇，上面就没有怎么约定，在法院打官司上面，那个属于无效的。还有一个问题，跟何林太签合同的这个人，在中途的时候已经被浙江正方清出去 了，清走了，找不到这个人了。

　　解说：谭勇和工友们一共被拖欠了300多万元工资，眼看打官司又不行，大包工头跑了，找浙江正方和当地政府也都没用，2011年5月的一个清晨，已经讨薪一整年的谭勇，在绝望中爬上了40米高的塔吊，想用这种极端方式引起关注，把钱要回来。他一共在塔吊上待了68天。

　　王晓荣：说实在话，在上面68天什么概念？六盘水的气候也非常极端，早晚非常冷，中午非常热，在塔吊那几个平方的操作间里面呆那么多天，确实生活非常艰难，非常可怜。

　　解说：谭勇最终支撑不住被劝下来时，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他悲愤地质问，不是有工程保证金吗，不是农民工工资优先支付吗？为什么不能落实。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 苏海南：据我了解，有的大的建筑施工项目还是施工方(垫付)，也就是发包方他先期可能资金并没有完全到位，是由施工方自己出钱来垫付施工款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让他(施工方)去落实工资保证金确实难度比较大。

　　解说：工资保证金制度早在2004年就出台，相关部门年年强调，却至今仍难以全面落实。干活拿钱，本是天经地义，法律和制度规章也不少，但欠薪 讨薪还是年年有。如今，当初和谭勇一起讨薪的工友们，大多数为了生计四散打工去了，有的人得了癌症正等钱手术，还有的人孩子面临辍学，而他们能做的，似乎 只有无奈地等待。

　　40米高的塔吊上生活68天，这样的疯狂举动曾让谭勇备受关注，但遗憾的是，由于工程复杂，证据不足，这起拖延近两年的讨薪事件至今仍无法解决，如今，

　　所以我们今后建筑领域的重大建筑项目一定要经过充分的论证，/要把资金筹备到位。/施工方再按照我们已有的制度，就是在整个经费中预留一部分工 资支付保证金，然后再把国家已有的相关工资支付制度、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工资保证金制度逐项的落实到位，从源头上减少欠薪发生的可能性。

　　白岩松：

　　其实在制作这期节目当我说着“农民工”这个称谓的时候，内心多少有些纠结，因为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以及劳动力输入大省广东最近都在提出，要取消 “农民工”这一称谓。提出这个建议的人认为，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可“农民工”这个词非常尴尬，既反映着这个群体生存和认同的尴尬，也反映着社会 面对和接受这个群体的尴尬。他们离开了乡村，却又没有被城镇真正地接受，很多方面得不到平等对待，这样的局面还要持续多久？取消“农民工”这个称谓真的能 给这个群体带来公平吗？

　　短片三 在城市里找到归属感

　　现场

　　重庆市沙坪坝区某餐馆老板 张世文：

　　新年马上到了，平常大家在外打工也很不容易，今天用羊肉汤暖下大家的心，慢慢吃哦，先吃肉、喝汤，再煮素菜。

　　解说：

　　请1000名环卫工人吃饭，让这座城市的外来打工者在岁末拥有一份归属感，这是重庆的餐馆老板张世文一直以来的心愿。而请陌生人吃饭这件事，他已经坚持做了11年。1992年来到重庆打工的张世文，也曾经当过泥瓦匠、做过油漆工、摆过地摊。

　　重庆市沙坪坝区某餐馆老板 张世文：

　　我请这个群体吃饭，是因为这个群体他们为城市的建设付出了太多，他们很辛劳，同时他们是打工的，在外面不容易，本身我也是农民工。

　　解说：

　　为了让辛苦一年的农民工兄弟能够回家过年，今年铁道部加开了5000多列临客。在春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的2.35亿人次中，农民工群体占到 了1/3以上。对于这个流动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庞大群体来说，买到一张回家的车票，领到一份足额的工资，就会很满足，而在城市里安个家更像是个奢望。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 李强：

　　我们现在所说的欠薪，可以说95%以上，基本都是发生在农民工群体身上，确实和农民工本身的身份和劳动者的不规范有直接关系。三十二三年打工者 基本上循环性流动，这种现象在全世界也比较少见，全世界这种打工或城市化基本上是从一个地方流入到城市去，然后在这个地方稳定下来，逐渐地延续下去，最后 完成叫做城市化。

　　解说：

　　离开了土地，却又被隔离在城市之外，“农民工”群体在城市里的尴尬身份，以及因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在劳动力输出大省河 南和劳动力输入大省广东，新年前后都相继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而本周，又有八位律师学者致信国务院，建议更改“农民工”称谓，推动城乡平权。如 果说“农民工”称谓体现了城乡壁垒、户籍鸿沟，那又用什么来取代“农民工”？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 李强：

　　从整个城市化的历史长河看，中国总有一天不能老叫人农民工。/目前这个阶段取消农民工称谓，其实核心不在于称谓，核心在于制度是不是容纳人家，/本来名字不重要，实质重要，如果你真的让他享受了，比如说医疗、保障、就业。

　　解说：

　　“新市民”、“新产业工人”、“援建者”，当各地纷纷提出不同新称谓时，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更改称谓是否只是改变的第一步？根据中国社科院上 个月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称，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当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关键节点之时，计入了城镇人口的那些流动者，又是否真 正享受到了市民待遇？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 李强：

　　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这个数据依据是什么？/他认为凡是在一个城市里面居住了6个月和6个月以上的人都算城市人口了。/那也就是说往下 降14到15个百分点的话，也就是35%左右的城镇化率，这是真实的城镇化率，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居住的人他会稳定在这个地方居住下去，并且享受城市待遇。

　　解说：

　　面对超过50%的中国城市化数据，相应的社会配套改革是否已经滞后？本周，北京市宣布将在2012年出台居住证，目前正处在调研阶段，实施26 年的暂住证制度也许将渐渐退出。而150万在北京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也将在年底前纳入社保，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对于1.4亿进城务工的 农民工来说，这些是否都算是新年里一个好的开始？

　　播报：民政部近日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描绘了农民工参与社区生活的路线图。

　　黑场 音乐+同期

　　广州 外来务工人员

　　少过两天年，别耽误工期啊，耽误工期就麻烦了。

　　武汉 外来务工人员：

　　今年要回家啊，家里孙子、媳妇盼着回去啊。

　　武汉 外来务工人员

　　陈德光：

　　今年61.(61了还在这边做工程？) 是啊，为国家做点贡献嘛。

　　佛山 南海狮山外来务工人员

　　想不想回家啊？想，必须回家。

　　北京 外来务工人员

　　来到北京我感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希望以后每年都来北京继续打工，为北京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白岩松：

　　如果要征求大家意见的话，可能很多人，包括农民工群体自己都会愿意并同意取消“农民工”这个称谓，但是接着问，不叫农民工了，该管这个群体叫什 么呢？恐怕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非常困惑和茫然，是啊，该叫什么呢？的确，在“农民工”三个字里面，有很长一段历史进程当中这个群体的尴尬和无奈，当然也包括 他们要面对的很多不公平。但是改变这一切绝不是改一个称谓这么简单的事，改名是容易的，改变全社会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事，这方面我们该 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