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这一称谓大抵来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官方和媒体说法，出现这样的称呼，一个隐藏的背景是国家对于个体流动采取较为严格的控制。改革开放之前，人口的流动主要源自政治动员，但在1978年之后，市场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这是因为个体迁移的权利被逐步放开，加之农村联产责任承包制实施之后，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工业发展的用工需求形成对接，从而引发了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到东部的两股人口流动潮流。

　　起初，面对这样大量的流动人口，政府与城市居民都出现过恐慌，但紧接着由于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为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政府和城市人开始体会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廉价优势，便在具体政策上进一步放宽准入条件。到如今，任何一个城市一旦没有了农民工，“瘫痪”几成可能。

　　不过，政府在允许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同时，并没有给予其相应的权利。当然，对于早期的50、60后农民工来说，他们并不期待永久驻留在城市中，只是希望在获得不错的收益之后回家生活。但随着70、80、90后农民工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年轻务工人群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从儿时记事起便开始凋零的农村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舞台和空间。不过，悖论在于，当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属于这座城市的时候，城市人乃至整个社会舆论却给他们贴上了“二代农民工”的标签。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称谓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认同，“农民工”的叫法显然是一种城市人面对“他者”的态度。尽管这些年轻人同样使用着Q Q和微博，穿着李宁或者安踏，但城市人在面对他们的时候，目光流露的依然是一种“我是城里人，你是农村人”的感觉。这种社会认同层面的分歧肇始于新中国成立初就建立的城乡二元体制，随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进行，农村务工者在城市的地位一直被低置，使得整个主流社会的心理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认同沟壑的存在。更为无奈的是，更多的城市人已经将此状态视做天然，将被扭曲的社会认同当做理所当然。

　　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不平等社会待遇了社会认同的割裂，而被扭曲的社会认同又巩固了不平等的社会待遇。

　　但不平衡的状态不可能得以一直持续，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在备受融入城市的煎熬时，并不会一味服从社会制度的不平等。社保、医疗、教育、就业、养老上的权利，以及社会的接纳程度，都成为新一代农民工争取的目标。按照社会抗争的研究，这种暴力的施加并没有具体原因，而往往归属于一种情绪泄愤，一种纯粹的不满的表达。

　　这样一种局面给出的警示是，如果二代农民工的权利呼声不能得到满足，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将会进一步激化。而功利地看，上述群体将从原先的廉价劳动力转使城市陷入动荡的不稳定因素，对于政府和城市居民而言，这是绝对不愿意看到的。而要避免悲剧的发生，不但要在称谓，即体现社会身份认同的层面弥合这一沟壑，更需要在制度上赋予平等的权利，使其成为城市的新居民。惟有如此，农村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危机才得以解决，城市乃至中国的长治久安与健康发展才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