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大量的“农民工”话题取代了传统的“三农问题”，成为政府与社会关注的焦点。温家宝总理考察时称农民工不仅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而且成为城市建设和服务的一支重要力量。

　　民政部近日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下称《意见》），这是中央探索将农民工市民化的第一个全局性的、专门性政策文件。广东省 委书记汪洋则进一步要求广东建立健全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镇的制度设计，加快研究并适时出台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政策措施，促进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真正 融合。

　　中国的城市化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8.9%跃升至目前的50%，但这其中喜忧参半，忧在于，很多时候，城市化仅仅体现在“城市”本身的扩张，而 非人口的城市化率。绝大部分农民工仍然只是城市过客，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的原因是制度，即城市本身仍然按照原来体制下的户籍制度进行管理，而教育、就业、医 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和福利附着于户籍。因此，除非农村的富人能够承受比市民更高的公共服务成本（比如学校赞助费），否则，几乎没有可能举家迁往城市， 并融入一座城市。

　　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进城打工的候鸟式生活是一种宿命，他们也没有能力面对城市生活中设置的各种制度性障碍，也没有足够的储蓄购买住房养家糊 口。但是，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主流，据统计，当前中国外出农民工有1.64亿人，其中约六成是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不同的是，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想返 乡，而是希望融入城市。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约84.5%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30%多在农村没有承包地，40%多没有宅基 地，92.3%不愿再回农村。

　　现代世界，在确定公民权的时候仅仅会排斥外国移民。现在如果再继续把农民排除在城市公民身份以及各项福利之外的话，就属于一种的制度方面的歧 视。现在这种歧视已经不仅仅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个人的苦难，而日益成为制度变革的困境。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再像父辈那样忍耐与沉默，他们的权利意识 与要求较高的生活质量的意识特别强烈，但组织化程度低，流动性大，往往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力军。

　　尽管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民工荒”越来越紧张。但从中期来看，中国经济正在寻求“软着陆”，而且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转型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将承受巨大的就业压力，并且由于权利意识的增强，可能会不断与一些资方或当地人发生冲突。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是，目前的制度设计还没有给 予新生代农民工以足够的希望：他们既得不到城市公民权，也不可能买得起房子，他们几乎无法很好的融入城市，除了打工以外，他们与城市生活的交集并不多。

　　因此，基于社会稳定的原因，政府也有必要让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在城市有安放之所。这绝不是施舍，而是历史不公平的欠账。国研中心的一项测算称， 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为8万元/人，以2.5亿农民工为基数计算，总成本将达20余万亿元。坦白说，这种算法从某种程度上将农民工市民化视为财政包袱， 而事实上，如果没有户籍制度以及土地权利不完整的制约，农民工根本不需要特别的财政成本，甚至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上的损失以及巨大的劳动付出，本身 就存在欠账。

　　此次《意见》的主旨是构建以社区为载体的农民工服务管理平台，按照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将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社区服务项目逐步向农 民工覆盖。显然，这个文件强调的是管理，让农民工有了社区归属就能把对他们的生存和行为监管结合起来。这种做法值得商榷，目前最首当其冲的还是要尽快改革 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并在城市平台上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赋予他们完整的公民权。将农民工聚集起来管理，既不利于他们与城市的融合，也仍然是一种身份歧 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