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家财经媒体官方微博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个课题组的测算显示，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为8万元/人，分解到20年，每年所需资金为1万亿元，约占2010年8.3万亿元财政收入的12%左右。以2.5亿农民工为基数计算，农民工市民化总成本将“达”20余万亿元。

    一个“达”让人打个冷颤，不是因为农民工市民化要花去多少钱，而是因为，这其中透露出的冷酷与无知。

    其实，这份报告本身的目的是要缓解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畏难情绪，报告的主题是“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最后结论也说，城镇吸纳农民工的成本支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即完全可以分期摊付。由于目前的农民工已经享受部分公共服务，实际支出会比上述测算结果更小。这样，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并非不可承受。只要积极筹划，政府完全有能力进一步加快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让农民工也更好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略加考察即可发现，其实，上述测算的成本还有压缩空间。报告说，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短期支付的一次性成本2.4万元将主要用于教育和住房保障，包括新建学校。然而，众所周知，近些年来，中国适龄少年儿童数量持续下降，城镇尤其明显。农民工市民化，政府在教育方面几乎不需要什么硬件投入，教师差不多也是现成的。住房保障同样不需要政府承担太多。大多数农民工在城镇已有住房，城中村、郊区农民开发的租赁房屋，已满足了他们的住房需求。

    因此，财政成本根本无法构成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事实上，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也会同意，即便农民工的市民化需要政府付出一些财政支出，但政府从农民工市民化中所得到的好处也将远远超过成本。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与各级政府的财政奇迹，主要依靠农民进入现代工商业体系、农民工劳动效率之大幅度提高。此后中国的增长同样需要依靠农民工，但这一次，将除了依靠他们在工业生产领域的贡献外，更依靠他们的城市化过程，也即市民化。

    今日中国最大的问题正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这一点，在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这些地方经济增长之瓶颈。全世界的市场，都已经被你一家工厂或者一个镇的工厂占领了70%，你还想靠产能的扩张实现增长？根本没有可能了。

    这些地方政府都在高调谈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当然是经济增长的出路，但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一定是以人的升级、社会结构的升级为前提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所谓的城镇只是一家工厂，或者几家工厂的聚合，连基本的城市文明形态都不具备；你所谓的城镇，居民的一半甚至更多，连本地户籍都没有，无权参与本地的公共生活；你所谓的城镇，常住居民无法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试问，这样的城镇如何形成高端产业？即便你勉强引入，又如何留得住人家，并一直保持创造性？

    对于这样的地区，经济增长的唯一出路是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其实应当是一切外来人口的本地化。简而言之，这些地方经济增长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工业化已经初步完成之后，尽快完成城镇化，形成城市的生活、社会、政治结构，也即城市的文明形态。在此基础上，不需要政府操心，产业结构自然会完成升级。因为，有恒产、有恒心的市民所塑造的产业，一定比没有身份认同感的农民工所塑造的产业有更高的附加值。

    也就是说，推动工业城镇的城市化，推动农民工之市民化，农民工的命运固然会有较大改善，而相关城镇也将获得更强劲的经济活力。即便从追求GDP的角度看，对政府官员来说，这也是一桩合算的买卖。

    同样重要的是，从文明的角度，城镇将会因为农民工的进入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如果没有外来人口的进入，中国各大城市自身的人口恐怕在减少，当然也就伴随着快速的老龄化，这样的城市将很快失去活力。正是因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乡村人口之涌入，才让城市看起来年轻而充满活力。

    由此可以看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农民工和接纳农民工的城镇来说都是有效率的。当然，用效率这样的标准来讨论这一事情，也许是不合适的，因为，现代国家之核心制度就是构造一个“国民共同体”，这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迁徙并拥有平等的身份。因此，吸纳农民工成为平等的市民，乃是现代政治之基本伦理。即便城镇政府真的赔钱，也必须做这件事。现在既然还能赚钱，又何乐而不为？(作者系北京学者)